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邓颖超在他的保险柜中找到了一个皮夹子，这个皮夹子已经磨得边都没有了，里面也没有一分钱，却放着比金钱更为珍贵的东西。
皮夹子中放着一份机密文件、三封写给邓颖超的信和一张周恩来父亲的照片，照片背面有周恩来的手书“爹爹遗像”。
看到那张破旧的照片不禁让人想到曾经的那段往事：
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贻能（后改名劭刚），早年经人介绍在外从仕。但是他为人老实忠厚，并不擅长官场中的争斗，很快就离开了官场。
从此，不善言辞的周贻能只能到处飘零，他做出小职员，当过打杂的，还给学校当过门卫，收入一直很微薄，从来都没有超过30块钱。
后来周恩来的母亲去世，娘家人要求大办丧事，周贻能根本无钱操办，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妻子的棺木停在清江浦一家庙中。
谁知道，这一停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倾家荡产安葬了妻子，为自己也为三个儿子了却了一桩心事。
自从周贻能的大儿子周恩来参加革命以来，周贻能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他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他选择相信儿子！
然而，报纸上不断出现几万大洋“悬赏”周恩来的首级，令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儿子的安危。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时刻都有共产党人被捕、被杀。
周贻能担忧儿子，一路从吉林找到了上海，陪伴在周恩来身边，帮助周恩来进行一些秘密的联络工作。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回到吉林。
1930年，周恩来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周贻能又放心不下儿子，再度来到上海。
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革命，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只好先隐蔽起来。
周贻能始终留在周恩来身边为他做掩护，周恩来离沪之后，他选择留在上海有帮助进行联络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周贻能万分焦急。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周恩来担任了红军领导小组的成员，在确认儿子安全后，周贻能才回到吉林。
但是当他回到上班的地方，公司早已将他辞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谁会容许你休假这么久？周贻能只能只身一人在外漂泊，可是他无怨无悔。
在哈尔滨的三儿子周恩寿多次写信请他去哈尔滨与自己同住，可是都遭到了周贻能的拒绝。因为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在那里得不到周恩来的消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也有了合法的、公开的身份，留在了武汉工作。
周贻能知道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乘车南下，来与大儿子同住。虽然周恩来的工作一直十分忙碌，无暇顾及父亲，但是对于周贻能来说，只要能看着儿子平平安安，他就放心了。
中国人都说“父爱如山”，周贻能就像是一座大山，坚毅地守护在周恩来身旁，随时准备为儿子遮风挡雨。
后来，周贻能又跟随周恩来来到重庆的红岩村。村子里的生活特别艰苦，可是他毫无怨言。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刻，国民党又不断地搞摩擦，周恩来日理万机，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每天晚上，当周恩来还在灯下工作时，周贻能就偷偷藏在阴影中，默默地守护着儿子。
周恩来没有时间跟父亲聊天，也没有这个心境，周贻能知道儿子忙，也不会打扰，对他来说能看着儿子就已经足够了。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突发疾病住进了重庆歌乐山医院，要动手术。大家怕老人家着急，就没有告诉他。谁知道，7月5日，周贻能也一病不起，大家把他安排进了另一家医院。
在医院中，老人只重复着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父子俩同时住院，邓颖超害怕二人着急，就谁都没告诉，只好两头奔波着照顾。
周贻能的病情恶化非常快，仅仅5天之后，老人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还在念叨着：“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邓颖超收到老人去世的消息，不禁痛哭流涕，一旁的董必武也仰天长叹。他们知道，这对于孝顺的周恩来来说肯定是非常大的打击，一旦激动对病情不利，就决定瞒着不告诉他。
可是，三天之后，周恩来还是从别人地方得知了消息。他顿时脸色苍白，一下子跌倒在地，泪如雨下，悲痛欲绝。
他当即决定出院，在众人的搀扶下，他来到办事处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又转向了邓颖超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吗？”
在周恩来的责问下，邓颖超默不作声，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
那一夜，周恩来执意要为父亲守灵，谁劝都不管用。
在为父亲办完后世之后，周恩来一直对这件事情无法释怀，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恩来从来没有忘记过对父亲的那份孝心，他将父亲的照片放入皮夹子中珍藏，这份真情不得不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