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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整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
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在此以前，中美大使级会谈延续了15年，会谈了134次，被人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
如今，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程序上、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
1、苏联大使的担忧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拿出一份事前在华盛顿经过充分准备、逐字推敲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也同样拿出一份得到国内批准的稿子，像往常一样照念。
当周恩来在北京读到斯托塞尔的正式发言稿时，敏锐地从两句不那么显眼的话中发现了一点新信息：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在华盛顿接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的发言稿，也从中国人惯常用的词句中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基辛格看罢暗自发笑：
在相隔一万二千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是用两国各自惯用的语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可见，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基辛格想到这里，赶快拿起直通总统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1970年1月21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级的第135次会谈举行以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刚刚跟尼克松总统碰过头，昨天的华沙会谈使他深受鼓舞。尼克松觉得，这次该由他本人发出信号了。尼克松决定在2月份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别报告中，发出新的信号。他已经嘱咐这个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由基辛格来起草，要讲几句中听的、让中国人获得好感的话，要透露美国“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基辛格的头脑中已经涌现出诸如“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勤劳、勇敢而有天赋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形容词，用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国。
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出现了。这位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的苏联大使跟基辛格保持着一系列的机密往来，这一往来后来被称为“后门渠道”，又被称为“多勃雷宁-基辛格渠道”。它是处理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多勃雷宁刚刚坐下寒喧了两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多勃雷宁凝视着基辛格，说：
“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感觉到他的睿智、关切的目光包含着忐忑不安。尽管基辛格极为自信，他还是十分钦佩多勃雷宁，认为他是苏联第一流的美国问题专家。多勃雷宁富于想象力，温文尔雅，具有开展高级外交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交场合，都能控制感情，反应敏锐，谈笑自若，应酬自如。基辛格觉得他是一个能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活跃在华盛顿上层社会的能人。
基辛格了解过他的履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又获得过航空工程师的职称，战时在造飞机的工厂干过，年轻时在莫斯科就有“美国通”的雅号。基辛格常常利用他与苏联高层首脑的关系向克里姆林宫转达美方的观点，而依靠自己驻莫斯科外交官的时候并不多。
现在，基辛格听着多勃雷宁的要求，产生了一种下棋获胜者的优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宁就很善于利用美国人的弱点来巧妙地耍弄美国人。
有一次，多勃雷宁在社交场合中引用了威尔·罗杰斯的话：“美国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在会议上从来没有得胜过。”他在众多的各国外交官面前博得了笑声。
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机会，他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老练地用笑声掩盖了自己的尴尬。笑罢，他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提醒他说：
“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本来想告诉他，昨天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但又一想，多勃雷宁并未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向美国介绍过情况而犹豫不决，竟然理直气壮地来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
基辛格笑了笑，把话题换了：“大使先生，您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着多勃雷宁心不在焉地应酬着答话的样子，基辛格幸灾乐祸地想到，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
基辛格马上联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典型笑话——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打热线电话说：“听说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级电脑，能预言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当然自豪地回答：“是呵，总书记阁下，我们美国有这种玩艺儿。”
“嗯。总统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姓名呢？”
沉默了颇长一段时间。
“啊哈！”勃列日涅夫讥笑地叫了起来，“你的电脑不怎么先进嘛！”
“不，不对。总书记阁下，”尼克松认真地回答说，“电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不认得。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
基辛格想，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并非笑话。中美接近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要是昨天华沙会谈能取得成果，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所造成的冲击力，将不亚于一颗百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会使克里姆林宫苦恼万分。
2、气急败坏的尼克松
1970年5月21日，当自信满满的尼克松总统坐下，批阅起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时，他看到了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广场上近百万革命群众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他的下巴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尼克松没有像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是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中共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24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毛泽东无非是在天安门上像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的后果，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
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这类命令如果不在24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
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并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定。
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而成的。“五二○声明”只不过是条导火线而已。这除了表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因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本来，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136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接着，尼克松又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叶海亚在信中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
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
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
叶海亚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像的那种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美国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
他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继续依靠华沙会谈了。
3、基辛格和罗杰斯的龃龉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137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令尼克松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15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
而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的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插不上手，因而对之进行了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他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太不像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基辛格更是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
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篇大论指责罗杰斯。一开始，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两人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合拍；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分了。
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说，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问题上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因为他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庸才。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3月10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3月19日为举行第137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子。
基辛格看了这份备忘录，怒气冲冲地对尼克松说，国务院显然存心在开会日期上搞拖延，除去总统考虑问题要用的2天时间，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7天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务院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
议程是，中国人只有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释放犯人等双边问题上让步以后，美方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基辛格又在尼克松耳边抱怨起来，说罗杰斯正在破坏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
4、一再耽误的华沙会谈
原先打算在3月19日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就这样在扯皮中给耽误了。
基辛格在3月20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4月8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4月15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10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4月30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20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经担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四个星期之后，4月28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5月20日举行第137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
“目前，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鹦鹉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5月18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序。基辛格宽慰尼克松说：“总统，这样反而好些。我们开起会来免不了要对骂一通，在柬埔寨问题上他们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
尼克松刚刚放下心来，就又接到了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五二○声明”。尼克松当时的反应真可以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来形容。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来说，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1）利用你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2）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20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才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声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只会把事情搞砸。
他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这个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电话，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比斯坎岛度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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