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不仅是晚清“中兴名臣”，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偶像。无论用兵治国，还是修身齐家，曾国藩都给了后人许多有益的启迪。特别是他的用人之道，更是被后世许多领导者倾心效法。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
在曾国藩庞大的粉丝群里，蒋介石堪称第一“铁粉”。他对曾国藩的崇拜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而且一生都在亦步亦趋地学习效仿。对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蒋介石始终奉若圭臬，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一有机会就要“学以致用”。
蒋介石
既然如此，他的学习成果到底怎么样呢？
答案是——不怎么样。尽管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学曾国藩用人，但总的来说却学“偏”了，学“错”了，或者学得不深不透，往往舍精华而取糟粕，得其形而不得其神。最后非但没选拔出多少真正的人才，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事业的失败。
优秀的领导，一定要善于识人用人。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有很多特点。
首先，曾国藩喜欢重用“乡人”，并善于通过个人恩义笼络部下。特别是湘军时期，在156名湘军将领中，湖南籍多达130人，占八成以上，而其中的很多人又与曾国藩有亲戚、朋友、师生等各种关系。因此说曾国藩“任人唯乡”“任人唯亲”似乎并不为过。
湘军
受曾国藩影响，蒋介石也喜欢用三种人。
一是黄埔军校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即“黄埔系”和“保定系”。前者与他有“师生”名分，后者与他是“校友”关系。
二是亲戚，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
第三就是同乡，这是蒋介石最普遍的用人标准。和曾国藩一样，蒋介石特别看重乡情，如果一个人有些才能，又恰是浙江人，那么他就可能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如果他同时又是黄埔或保定军校出身，那就很可能成为“嫡系中的嫡系”，从此平步青云。
比如，统领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陈诚、汤恩伯，都是浙江人；控制党务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浙江人；掌管特务系统的戴笠、徐恩曾、毛人凤，还是浙江人。至于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不仅是浙江人，还几乎是清一色的奉化人……
戴笠
曾国藩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从面相、神态、言语、动作等细微之处观察人。每当有人前来投奔，曾国藩往往先是一言不发，把来人上下左右细细打量一番，再轻声慢语地与其闲聊，最后就能判断此人是否可用。
这种类似于“相面”的方法听起来容易，其实是一套复杂的学问，一般人根本掌握不了。有一本叫《冰鉴》的书，专门介绍如何通过察言观色来鉴别人才，据说就是曾国藩写的。
蒋介石对曾国藩这套“相面术”极为信服，并终生践行不渝。他用人前也会仔细观察对方的相貌气质，然后问几个问题，看此人是否思路清晰，从容镇定。他最讨厌的就是对方紧张慌乱，手足失措。据说一位师长因为战场表现不错要升职，但在被蒋介石召见后，不知道是太激动还是害怕，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蒋介石认为此人不够稳重沉着，不可大用，硬是把即将发出的委任状收了回来。
蒋介石与部下
那么，通过“任人唯乡”和“察言观色”，蒋介石是否真正掌握了曾国藩的用人秘诀呢？非也。
曾国藩重用湖南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足可胜任，另一方面也是迫不得已。曾国藩在长沙创立湘军时，皇帝不信任他，地方官场不待见他，绿营军也不归他调遣，他所能倚仗的只有自己的人脉。事实证明，同乡、亲友这些关系对维持湘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湘军将领的人选之外，曾国藩用人还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一面。很多外省籍的幕僚和门生经他保荐出任要职，包括继承他衣钵的弟子，也是安徽人李鸿章。
曾国藩与湘军将领
反观蒋介石，他一生用人都未能摆脱门户之见。在国民党阵营里，蒋介石偏袒“嫡系”一直是公开的秘密，而“嫡系”与“杂牌”的明争暗斗也从未停歇。被他重用的那些人，事实证明有很多都是庸才和贪官，而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却因为不是“嫡系”而不得重用，即便重用也得不到信任。
这样的用人理念导致整个国民党人心涣散，派系林立。既然领袖带头重用“自己人”，其他实力派也不遑多让。比如阎锡山就重用山西人，特别是和自己同县的五台人，以至于山西流传这样的说法：“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垮。”这种用人上的顽疾一直延续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
阎锡山
至于“察言观色”，蒋介石自以为颇有心得，实际上却经常看走眼。
在担任黄埔校长期间，蒋介石经常和学生单独面谈，以期从中选出一批可造之才，并将其笼络到自己的麾下。一次，蒋介石约谈一个叫徐向前的山西青年，见此人相貌平平，而且沉默寡言，十分木讷，因此印象非常不好，没聊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还摇头感叹“此人不可用也”。当时的蒋介石哪里想到，就是这个他看不上的徐向前，将来会统领千军万马，把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并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徐向前元帅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蒋介石这种识人的套路，由于痕迹太明显，很快就被别人摸清了，于是就各种“投其所好”，以求得到赏识。比如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一度默默无闻，后来听说蒋校长喜欢早起的人，就每天早早起床，在操场上跑步。此举果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把胡宗南叫过来一问，还是个浙江人，于是特别高兴，从此刻意培养，逐渐成为自己的心腹爱将。但事实证明胡宗南在军事上难当重任，最后在西北战场葬送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
蒋介石与胡宗南
其实说到底，蒋介石学曾国藩用人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为他并没有掌握曾国藩用人之道的精髓。“用人唯乡”只是权宜之计，“察言观色”则容易看走眼，如果曾国藩用人只靠这几招，那也就不是曾国藩了。他的用人之道其实是一种系统化的长线思维，用他自己的话概括就是八个字：
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尽可能广泛地网罗人才，不对人才求全责备。如前文所说，除了湘军将领主要用湖南人，曾国藩还是能够唯才是举的，而且用人标准并不严苛。他认为人都是有私心、有缺点的，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很可贵了，因此“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慎用”就是要发现人才的长处到底在哪里，要合理地用其长，避其短，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最大作用。
“勤教”就是不仅要选拔人才，还要对人才继续培养，使其不断提升，不断完善。比如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府时也有很多毛病，爱睡懒觉，爱说谎，恃才傲物，曾国藩就借各种机会对他敲打教育，教他以“诚”立身，让李鸿章受益匪浅。
中年李鸿章
“严绳”就是对人才不仅要厚爱，还要严加约束。对于有才无德、目无法度、破坏团结的人，即使再有才也要严惩，必要时还应果断清除。
对照这四条，蒋介石好像哪条都没有做到位。
首先，光是对“浙江人”和“相面术”的迷之偏好，就远远称不上“广收”。许多人才还没来得及有所表现，就被蒋介石一票否决了。
“慎用”呢，蒋介石也没有做到人尽其才。最典型的就是陈诚。陈诚确实是个人才，但他的最大才能不在军事，而在政治。然而蒋介石却让他长期带兵打仗，虽在抗日时期有一定表现，但在东北战场遇到林彪这样的对手就只能一败涂地。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陈诚奉蒋介石之命经营台湾，其政治才干才得以充分展现。
陈诚
至于“勤教”和“严绳”就更谈不上了。蒋介石用人喜欢一步到位，对于人才的后期培养做得远远不够；对于自己的爱将，往往“偏袒”多于“严管”。比如1935年发生了“张钟麟杀妻案”，蒋介石一向器重的第一军上校团长张钟麟，因怀疑妻子不忠，竟亲手将其枪杀。此案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要求严惩之声不绝于耳。但蒋介石认为“人才难得”，还是决定法外开恩，后来又因为抗战爆发，张钟麟得以“戴罪立功”，并改名为张灵甫，从此越发骄横。1947年，张灵甫的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全歼，他本人也“殉国”了。
张灵甫（中）
由此可见，蒋介石学曾国藩用人，看似惟妙惟肖，实际上却并未掌握精髓，甚至沉浸于“相面”这样的“旁门左道”不能自拔。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与他错误的用人之道是有极大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