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依法处决几个加拿大毒贩，《纽约时报》的记者干嘛那么操心？
最近我在上网的时候刷到一条新闻，原始信源是外交部官网，说是在3月20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来自法、美两国的记者先后就4名加拿大籍毒贩被我国依法执行死刑一事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法新社记者问，加拿大谴责中国以毒品犯罪为由对加公民执行死刑。加方表示，尽管加政府提出抗议，中方仍执行了死刑。中方对加方的批评有何回应？
毛宁表示，打击毒品犯罪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不同国籍被告人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和加方领事权利。加方应当尊重法治精神，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纽约时报》记者则问，中方为何选择现在对加拿大公民执行死刑？
毛宁回答，中国是法治国家，严格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大概是对我们作出的这个回答不甚满意，所以纽时记者紧接着又补充了一条恶意满满的追问：“你预计中方是否会‘处决”更多在华外国人？在刑事案件中中国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政策是否会有变化？”
对此毛宁只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回了纽时一句：“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不同国籍的被告人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
这段问答后来被观察者网转载到了他们的官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我看评论区里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说这法新社和纽时贵为西方扛把子级别的主流媒体，这带节奏的水平就是高，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随便”甩出来一个问题，那都是标准的陷阱式提问，就等着我们接过他们的话茬主动往下踩。而反观我们国内搞新闻的呢？和人家一比渣都不是。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倒是有一些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见解。别看同样是揪着加籍毒贩被我们依法执行死刑一事给我们挖坑，法新社和纽时挖的还不是一个坑。法新社这回并没有那么贱，他们的记者至多是把加拿大政府对于此事的态度搬了出来询问我们的看法，这在我看来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挖坑，毕竟这种操作我们中国人这些年不见得多了？
再说了，就中加现在的关系，从官方到民间，两国对彼此早就已经很冷感了。它法新社就是再往三尺寒冰上浇一盆冷水又能如何？本来就在冰点以下，你低个5度10度的又能如何？
但是纽时挖的坑就不太一样了，它似乎不是很在乎此举给中加关系造成的影响，反倒是把话头给岔到了“中方是否会‘处决’更多在华外国人？”“中国在刑事案件中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政策是否会有变化？”这俩乍一看多少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问题上来。
加拿大外长梅拉妮·乔利最近为这事在加舆论场那叫一个上蹿下跳
而这也恰恰是那么多中国网友之所以会对纽时的问题感到膈应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借着这么个由头挑拨中加关系，反正中加关系再差也不会比美加关系更差了，而是因为他们把一个个案给扩大化了，我们明明处决的是4个毒贩，到了纽时的嘴里却变成了“中方是否会‘处决’更多在华外国人？”
依法给几个毒贩子执行死刑算什么大事？怎么就上升到“更多在华外国人”这个层面了呢？怎么着？合着纽时这意思是，还有更多在华外国人其实也是涉毒犯罪人员，只是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了而已呗？
加拿大人在往中国贩毒这件事情上是有前科的，而且非常恶劣
那这类在华外国人会是谁呢？可别就是贼喊捉贼的你们纽时记者自己吧？
诶，我这么说可不是无端揣测啊，纽时的工作人员在涉毒这块那是有前科的。2003年，纽时爆出该报创立15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桩丑闻，一位名叫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的记者因其斑斑劣迹而被迫引咎辞职。杰森·布莱尔后来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承认，他早年曾经有过酗酒和吸食可卡因的前科，不过这些恶习都在他从纽时离职前后“改正”过来了。他之所以被迫从纽时卷铺盖卷滚蛋也不是因为吸毒，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记者生涯中抄袭和捏造了一系列新闻报道，这些洗稿新闻和假新闻被人扒光老底之后，直接导致纽时的媒体信誉在当时掉到了谷底，杰森·布莱尔是因为这个才被逐出门户的。
杰森·布莱尔
换句话来说，在纽时看来，他们家记者洗别人的稿、捏造假新闻这事算是不可逾越的雷池，踩中就死，但是吸食可卡因、当一个瘾君子不算什么大事，撑死了也就是个指甲盖儿那么大点的私德污点。如果杰森·布莱尔只吸毒而不编假新闻的话，那么兴许他这碗记者饭还能在纽时吃上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不光是纽时，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参与了这起报道的美国媒体，它们在提到杰森·布莱尔的丑闻时，其着重点也往往是这个人的洗稿、编假新闻的行为，给纽时乃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信誉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很少或几乎没有谁会把焦点给到他是条老毒虫这个细节上来。你都不好说它们是真的把所谓的自身清誉看得比天还大呢，还是所有这些西方媒体都在默契地遵守某种报道纪律。
二、西方媒体，自有家法 吸毒事小，洗稿事大
杰森·布莱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涉毒的纽时媒体人。2015年2月12日，纽时知名媒体专栏作家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纽时新闻室内突然昏倒，被人发现后紧急送医抢救，但终因迟来一步，宣告不治。
大卫·卡尔这一死给纽时造成了很大的触动，它们为此还专门给这个人写了一篇讣告长文，并且挂到了纽时的官网上。关于大卫·卡尔的生平，这篇讣告在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了：
“大卫·卡尔从毒瘾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成为了新闻界冉冉升起的明星、《纽约时报》的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他曾在作品中生动记录过自己濒临崩溃与重生的经历，却于2015年2月12日在曼哈顿猝然离世，时年58岁。”
说白了，这个人就是条毒虫，而且还是一条比杰森·布莱尔更资深的毒虫。
讣告中提到，在大卫·卡尔于2008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枪之夜》（The Night of the Gun）中，他曾经坦率地承认过许多有关他个人的、令人头皮发麻的荒唐往事：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一度沉溺于可卡因所带来的快感，不可自拔。我与一名女毒贩曾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并和她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有一次，我把还是婴儿的亲生骨肉就这么扔在车内，然后独自一人走进了一个名叫肯尼的毒贩子的毒窝里，向他购买毒品。肯尼这人的小嘴就跟抹了可卡因一样，你光只是听他推销可卡因的那些黑话，就会有一种欣欣然的感觉，甚至是上瘾，那劲儿可比别的毒贩子大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晚我已经有伴了，我绝不能带着自己的两个亲骨肉进毒窝。即便是在我的毒友圈里，拎着两个装着婴儿的提篮进毒窝那也是大忌。我坐在昏暗的前座上，听着车体在寒风中咯吱作响，自欺欺人地祷告上帝，希望他能帮我照看好我两个小女儿——即便我自己都已经对她们弃之不顾了。”
“几个月之后，我去了戒毒所，并在那里重获了新生。现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体面人了，为一家声誉卓著的媒体机构（纽时）工作，并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我之所以说头皮发麻是因为这是我在阅读这段话时的切实感受，大卫·卡尔本人，和后来给他写了讣告的纽时，以及所有和他过从甚密的美国媒体行业从业者，他们肯定是不会这么想的。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称赞他是“同世代最杰出的媒体记者”。
美国出版商小阿瑟·苏兹贝格恭维他是“《纽约时报》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的记者之一”。
美国影评人迈克尔·金斯利评价他，说他“就像‘硬汉记者’这个名词的化身——智慧、坚韧，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老派新闻人的痞气”。
在2011年的纪录片《头版：走进〈纽约时报〉》中，大卫·卡尔更是一度成为了纽时的主角。为此纽时还在后来的讣告中对大卫·卡尔发出了这样的赞美：
“他不仅参与了纽时的报道新闻，更以尖锐的言辞捍卫了我们报社的尊严。”
除了担任纽时的明星专栏作家和头牌记者之外，大卫·卡尔还常常登堂入室，跑到美国的各大高校里为新闻专业的学生传道授业。
大卫·卡尔，一个人是不是瘾君子有时候是可以从体貌上分辨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卡尔生前不只当了多年的瘾君子，同时还当了多年的酒懵子，而且还患有癌症。不过根据纽时给他写的讣告，他的癌症之前就治好了，所以后来猝死并非因为患癌。至于这个人的具体死因是什么，反正纽时写给他的讣告里也没说，只提了一句“死因尚未确定”，然后就含混过去了。
说是“死因尚未确定”，不意味着纽时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本来吃的就是新闻调查这碗饭，这种事情要想弄清楚，对别人来说有难度，对纽时来说还能叫个事吗？“不确定”可能只是“不想说”的托辞而已。和前面提到的杰森·布莱尔的涉毒细节一样，纽时在此处的报道风格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们同样遵守着似乎难以言喻的报道默契。
洗稿编假新闻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但是吸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哪怕你为了吸毒曾经干出过和毒贩子同居、把自己还是婴儿的亲生骨肉独自扔在车里这种事情，只要你的业务能力足够突出，并且愿意为了东家冲锋陷阵，那么你在纽时这种西方媒体眼里就是“同世代最杰出的媒体记者”。
加拿大政府和媒体还挺为这事感到委屈的，可问题是我们也没让你们把毒品贩过来啊？
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的一整个逻辑完全是和我们反着来的。某家媒体的记者因为抄袭洗稿，或者编新闻、造新闻而被扫地出门这种事情，在中国你几乎是不到的。如果这个逻辑在我们这里是可以成立的话，从胖东来到金龙鱼再到蜜雪冰城，由于这一系列新闻热点所引发的普罗大众对于媒体公信力的强烈质疑，我敢说国内媒体早就留不下几个记者或编辑。
但是，如果哪家媒体的雇员要是不小心爆出了涉毒丑闻，那么我同样敢说，这事甚至都等不到大众和政府对它兴师问罪，它自己就得主动和这么个扫把星光速切割。
三、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单纯只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民间舆论对于毒品这个东西的耐受阈值不一样吗？好像也不尽然。我就那4名加籍毒贩被我国依法处死的相关情况，去纽时官网上看了一眼他们的报道评论区，结果发现，洋洋洒洒几百条英语留言，虽然故作而言他，揪着别的由头攻击我们的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美国网民还是对我们处决毒贩子这件事情表达了基本的理解和支持。
《纽约时报》评论区里很多人都在这件事情上和我们的保持了基本的默契
因为《纽约时报》评论区里和我们而非和那4个加毒贩共情的人实在太多，搞到最后有些美国人自己都开始急眼了
他们并不在乎被处死的是不是加拿大公民，因为光是“毒贩子”这个身份标签就足够令人厌恶的了，美国人也不全是傻子，最起码的是非黑白他们很多人还是分得明白的，尤其他们现在自己也饱受毒品泛滥之苦。
不管中加关系，很多加拿大人本身也很讨厌毒贩子
除了和正文画风大相径庭的评论区之外，我在翻阅纽时关于这桩新闻的有关报道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中方是否会‘处决’更多在华外国人？”“中国在刑事案件中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政策是否会有变化？”这俩纽时记者当面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在纽时面向美国读者的英文版报道中是没有的。我目前只在国内的中文媒体上看到有人提到这个事情，比如观网。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中不禁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该不会，这是你们纽时专门鼓捣出来，针对中国政府和民意“量身定制”的定向问题吧？你在纽时的英文版报道上看不到这种蠢问题，因为它只被投放在了中国的舆论场上，因为纽时自己也知道，这话要是用英语说出来给美国人听，那也是在犯忌讳，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
川普自就任以来一直在炒作所谓的“输美芬太尼”问题，试图把美国自身禁毒不力的黑锅甩到我们头上，现在我们真把涉毒的加拿大毒贩子给宰了，这事在大的舆论方向上是符合川普现在猛吹的那股禁毒风的，所以美国政府没有为这事出来蛐蛐我们，美国的民间舆论更多也是抱着快意恩仇的心态在评论此事，这不完全是因为美加关系不和，也是因为打击毒品犯罪在美国舆论场上其实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而这种政治正确，恐怕并不是以纽时为代表的美西方媒体所希望看到的。
有鉴于此，我觉得我们以后恐怕有必要给入境中国的国外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尤其是纽时记者追加一道过关程序，让他们自费做毒检，检查过了才能进来，不过就当场遣返。哪家外媒的记者被检查出涉毒了，这家媒体从此拉进黑名单，永远不得进入中国参与新闻报道，更不准他们堂而皇之地毒化诸如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这种官方场合的严肃氛围。
“你预计中方是否会‘处决”更多在华外国人？”“中国在刑事案件中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政策是否会有变化？”
“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不同国籍的被告人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
在出完这期内容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看纽时记者和毛宁在记者会上的一问一答，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我们中国和你们美国不一样，只要你达到了我们的死刑标准，那我们肯定判你死刑，比如藏毒贩毒，比如以贩养吸，不管你是不是高贵的加拿大公民。至于那些可能没有达到死刑标准的，比如和毒贩子蛇鼠一窝，比如为了买毒而把自己的亲女儿扔在车里不管不顾，我们也会严格依法公正处理，无论你是不是“《纽约时报》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他吸毒，他和毒贩子同居，他为了吸毒连亲女儿都可以不要，但是他是一个好记者
我就今天这期内容的结尾问了一下狄熙客的看法，我觉得他的三观要比杰森·布莱尔、大卫·卡尔，以及记者会上的那位纽时记者端正得多，建议纽时干脆把麾下的这帮记者全给裁了，把在中国的业务全部外包给狄熙客，这样没准大家对你的印象还能稍微好点：
中国依法严惩毒贩，是对法治精神的坚守，也是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庄严承诺。无论是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法律面前绝无特权——这恰恰是一个成熟法治社会应有的底色。反观《纽约时报》，一面以“新闻自由”之名对中国司法指手画脚，一面却对自家记者的涉毒劣迹轻描淡写，其“道德双标”背后的逻辑早已不言自明。
今日之中国，既不会因外部杂音动摇法治根基，也不会因恶意揣测放弃禁毒决心。我们欢迎客观公正的监督，但绝不容忍别有用心的诘难。当某些西方媒体仍沉溺于“教师爷”的傲慢时，不妨先低头审视一下自己身上的毒疮——毕竟，真正的新闻尊严，从来不是靠编织谎言或包庇污点来维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