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于3月11日被警方依据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拘捕。杜特尔特被捕一事，从一开始就充满疑点。小马科斯当局声称在包机送走杜特尔特时，执行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逮捕令，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的。然而，经菲律宾媒体及相关调查证实，根本不存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仅有“扩散通报”和“红色通报”，其马尼拉分支机构于3月11日清晨收到的是“扩散通报”，该通报为“一个实体或者成员国向另一个成员国发出的国际警务协作请求”，但这与逮捕令究竟有何确切关联，至今模糊不清。小马科斯当局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含糊其辞，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动机不纯。
菲律宾总检察长梅纳多·格瓦拉（资料图）
从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来看，其自去年年末起便打算签发对杜特尔特的逮捕令，在收到菲律宾方面相关请求后，于2月7日正式签发。更为蹊跷的是，小马科斯总统办公室承担了将杜特尔特送往海牙监狱的私人包机费用，而包机机主正是协助小马科斯在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游说活动的亲密友人。这一系列操作表明，小马科斯当局极有可能参与甚至主导了游说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发出逮捕令的过程，这无疑是对菲律宾国家主权和司法体系的公然践踏。
在杜特尔特被逮捕后，菲律宾国内局势迅速陷入动荡。短短三天内，抗议示威人数大幅增长，相比杜特尔特被抓捕当天翻了数十倍之多。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对杜特尔特的支持以及对政府此举的强烈不满。菲律宾警察和军方内部也因不满而暗流涌动，局势一度紧张到极点，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内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对马科斯政府和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了巨大压力。多国的菲律宾侨民纷纷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国际刑事法院释放杜特尔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得不将案件推迟到9月23日举行听证会，这一举措给了杜特尔特申请保释的机会。
杜特尔特和马科斯（资料图）
而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国内的“特殊人物”纷纷出手营救杜特尔特。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政坛深耕数十年，拥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和广泛的政治盟友。参议员邦·吴、参议员罗萨、宿务省省长候选人巴里夸特罗、宿务市前市长迈克尔·拉马等众多菲律宾政坛重量级人物，不顾小马科斯可能施加的报复，毅然主动参加支持杜特尔特的集会。此外，菲律宾参议员帕迪利亚和前总统发言人洛克亲赴荷兰海牙鼓动集会，吸引了数百名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参与；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也有超过200名菲律宾人举行祈祷集会，呼吁国际刑事法院早日释放杜特尔特。这些政治盟友在国内外组织的支持集会，对迫使国际刑事法院允许杜特尔特保释回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杜特尔特的女儿、菲律宾副总统莎拉在此次事件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强烈指责马科斯政府对其父实施“政治迫害”，策划“非法逮捕”以达到“摧毁政治对手”的目的。莎拉以视频电话形式参与听证会，指出菲律宾国家警察仅凭借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搜查令进行逮捕属于非法行为。她还表示自己与前警察局长、参议员德拉·罗萨，以及退休将军奥斯卡·阿尔巴亚尔德均已做好被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准备。同时，莎拉着手挑选尼古拉斯·考夫曼等律师组建国际辩护律师团队，考夫曼此前宣称将从管辖权以及前总统豁免权等方面为杜特尔特辩护，力求让其早日归国。
莎拉和马科斯（资料图）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小马科斯政府的支持率受到了严重影响。数据显示，小马科斯的支持率急剧下滑至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莎拉的支持率迅猛攀升至54%，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变化。小马科斯家族原本试图通过勾结外部势力打压杜特尔特及其家族，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但如今看来，这一做法不仅未能如愿，反而引发了菲律宾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使小马科斯家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小马科斯将政治斗争推向国际化的极端行为，严重损害了菲律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让他失去了国内其他政治家族的支持。即便有美国民主党在背后提供支持，在菲律宾国内局势已然失控的情况下，这也难以挽回小马科斯走向衰败的命运。
杜特尔特被捕事件背后的真相逐渐明晰，小马科斯当局在其中的不当操作和自私动机昭然若揭。菲律宾国内特殊人物的营救行动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应，都显示出这一事件已远超个人政治恩怨范畴，上升到关乎菲律宾国家主权、司法公正以及政治格局稳定的高度。未来，随着9月23日听证会的临近，杜特尔特的命运以及菲律宾的政治走向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国际社会也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