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末，距离王建安上将去世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但是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却很少有人知道。
王建安是57名开国上将之一，在军内享有很高的声望，按理来说，级别这样高的大将去世，完全就是军区大事，但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
以至于王建安生前的老部下、老战友在得知他去世后，一个个都为之震惊：“王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建安，1907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桃花沙河村。由于家里很穷，导致童年时期的他只能靠着乞讨谋生。14岁那年，王建安来到地主家做农活，干活期间却经常遭到这户人家的打骂，因此在1924年10月，来到武汉当兵。
王建安是个比较有原则的人，因无法接受旧军队里的恶习，所以他又离开武汉回到家乡，从小经历穷人生活的王建安，此时召集了60个贫苦百姓，他们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
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此后，王建安历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花园等战斗。
1933年，王建安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他凭借一身胆识和过人智慧，几次带着部队脱离危险。
1934年秋天，王建安任红四军政委，也是在这一年，王建安认识了许世友将军。令王建安没想到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跟许世友却双双书写下一段令人想要反复阅读的故事。
起初，时任军长的许世友跟时任政委的王建安在工作上搭配得很好，但是，因为张国焘野心膨胀，分裂红军，受到了批判，让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几位干部受到了牵连。
许世友是个急性子，自然受不了这份冤枉气，于是带着十多位军师准备逃去四川打游击。就在许世友要出发前，却遭到了党中央的阻拦。
原来，许世友的行动被王建安知道了，他认为许世友做事时没有考虑后果，而且他的这一举动严重违犯了纪律，为避免许世友酿成大祸，王建安一番思考后决定把这件事汇报给中央和毛主席。
当中央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刻出面解决，虽然许世友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但是他跟王建安之间也出现了间隙。此后，谁也不搭理谁。
没想到的是，抗战爆发后，王建安和许世友都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山东工作，虽然两人所在的城市不一样，但他们都属于山东军区的部队，工作上难免还是会遇到彼此。但即便是见面后，谁也不会主动跟谁说话，昔日老战友，如今却成了陌生人，面对这两块“顽石”，熟悉他们的战友也感到很无奈。
1948年7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毛主席认为这项任务可以交给王建安执行。
几天后，王建安来到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对他说：“这次让你来，是希望你可以回老家完成一项壮举！建安同志，根据当前的战略任务，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了打好这一仗，你不去华北一兵团了，回山东，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在那里任司令员，你去任副司令，有什么意见吗？”
关于王建安跟许世友的事，毛主席是知道的，他虽然了解王建安跟许世友的性格，但他也不确定王建安能不能服从许世友的领导。
王建安当然也明白毛主席的顾虑，他非常爽快地回答：“我完全没有意见，一切听从指挥，我和许世友是老搭档了，主席您就放心吧！”王建安的这句话让毛主席之前的顾虑全部烟消云散。
这次见面后，许世友主动走上前，他紧紧地握住王建安的手说：“老同志，我们又在一起了！”
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战斗，只用了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由此可见，王建安跟许世友都是心思坦然的大将，在关键时刻，他们是可以放下个人恩怨的。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一天上午，正在站岗的警卫员周忠秀在门口见到了王建安。王建安亲切对他说：“我替你站岗，你去吃饭吧！”
周忠秀表示：“我们班长一会儿就来接岗。”
闻言，王建安开玩笑地说：“我是老兵，你是新兵，我站岗比你有经验，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听老首长这么一说，周忠秀也慌了，顺嘴就说了一句：“我们班长不同意！”
“我和你们班长谁职位高呀？既然是我高，你就要服从我的命令，马上去吃饭！”
王建安一边说着一边坐在警卫室的椅子上看起报纸。见王建安坚持要给自己站岗，周忠秀只好服从命令去食堂吃饭去了。
由此可见，王建安从来不会用官职打压任何人，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警卫员，王建安也会替他们考虑。
王建安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平日里，他可以跟下属打成一片，但是到了关键时刻，王建安还是会严格要求他们。
1979年，王建安任中纪委常委。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批阅。
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
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也不排挤。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跟王建安争吵过，但当他了解到该同志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晋升建议。
王建安除了严格要求战友和同事之外，他对自己和家人也是严格的。
随着岁月流逝，王建安身体状况渐不如前，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郑重叮嘱，务必减少猪油的摄入。然而，他家人多，按照标准供应的植物油根本不够日常食用。秘书出于好意，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购买了 10 斤花生油。
王建安得知此事后，神情严肃，立刻严厉地批评了秘书：“高级干部免票购买几斤油，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仔细想想，这实则已超出了规定范围。我们作为高级干部，若都随意打破规则，为自己谋求这般便利，那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规则体系岂不是会被肆意践踏，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后，王建安特意交代秘书，让他去粮店把钱补上。
王建安被调到军委工作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几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
但王建安坚决不允许，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里干，不能借着这个理由调回大城市，他的孩子不能因他的身份搞特殊！就这样，这些孩子们全部都留在了外地，直到王建安去世，这些孩子们依旧没有来到大城市工作。
王建安在家中去世后，老战友们是在一个月后才得到的消息，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跟王建安的遗嘱有关。
他曾经交代妻子：“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来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我死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了，也不要送花圈……”
所以，王建安去世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请示了王建安生前的嘱托，希望可以按照王建安的遗嘱去办理他的身后事，组织表示同意。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家人“秘密”给王建安办了丧事，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这就是无人来吊唁的主要原因。
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的高尚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