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在基辛格受尼克松聘用以前，生活在基辛格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尼克松的死对头。其中，对基辛格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
1、“死敌”基辛格
纳尔逊·洛克菲勒喜欢基辛格，十分乐于同他交往，欣赏他的聪明才智。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知识与见地，他把基辛格当成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因受到洛克菲勒的器重而十分快慰，自然乐意为之效劳。
可是，洛克菲勒曾经两次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都被尼克松所击败。
基辛格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认为洛克菲勒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类当领袖的品质。因而，在1968年的大选中，基辛格对洛克菲勒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乐观，使出了全身解数为洛克菲勒的当选奔走操劳，并且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尼克松的言论。
据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对代表们说：“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尼克松当总统最危险。”说尼克松当选将意味着共和党的悲剧。有的记者问到他对尼克松的评价，基辛格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荒谬可笑。”
当记者进一步问他，要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怎么认为？基辛格回答得更明了：“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但是，尼克松的表决机器势不可挡。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以277票对692票败下阵来，一时全国的电视屏幕上只剩下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了。基辛格为洛克菲勒的失败伤心透了，据说他哭了。他回到曼哈顿东五十五街400号的公寓里，埋头睡到大天亮。有记者打电话吵醒他了，他在电话中还伤心透顶地骂尼克松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
后来，基辛格还在好几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埋怨共和党所选非人，公开反对尼克松当候选人。
尽管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对基辛格。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思考了前几任总统执掌白宫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打算一开始组织政府就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因此，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考虑到此项职务的重要性，在决定人选时准备采取独特的挑选办法。尼克松想到了基辛格。
尼克松尽管与基辛格缺乏交往，而且还遭到基辛格的攻击反对，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德国犹太血统的哈佛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早已读过基辛格的几部著作，基辛格否定杜勒斯外交政策的新设想、有限战争理论、对谈判时代的认识、均势思想、和平结构、对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的分析…让尼克松觉得很富于创造性，而且同尼克松自己那些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2、尴尬的会面
他跟基辛格只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1967年12月10日在剧作家卢斯夫人家举行的一次酒会上。那时，基辛格虽颇有名声，但在政界并无地位。基辛格十分守时，很早就来到纽约五马路93号的卢斯夫人家里。这天晚上名流荟聚、高朋满座，基辛格认识的客人不多，又不善于寒暄应酬，坐了片刻之后就想起身告辞了。正在这时，尼克松来了。
卢斯夫人马上将他俩引入一个僻静的书房，让他俩有机会交谈。
双方都觉得尴尬，寒暄应酬了几句。尼克松说他看了基辛格的第一本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从书中学到了知识，并提起为此给基辛格写过一封短信，表示钦佩。基辛格因为忘了这件事，只好尴尬地“呵、呵”表示感谢。据基辛格回忆，他俩在不大自然的气氛中说笑了几句，然后就分手了。
一想到尼克松要当总统，基辛格就觉得不是滋味。1968年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从坎布里奇飞来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在他俩边吃边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尼克松的年轻助手德怀特·查平来电话请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到皮埃尔饭店与当选总统一晤。
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约见无非是要听听自己谈谈对外政策，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谈会改变他后半生的生活。
基辛格于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点准时来到皮埃尔饭店39楼的尼克松的临时总部。
尼克松尽管当选了总统，他与基辛格会面时还是很尴尬的。
据基辛格记载，尼克松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不安；他神态腼腆，缺乏自信，动作含意模糊，语声低沉温和，因而气氛十分沉闷，甚至有点紧张。
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和知识与基辛格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倒使基辛格大为惊讶。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种就外交政策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打量和摸底。
在相互打量的后面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对于基辛格来说，隐含着揣摩新总统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差事干？对于尼克松来说，是进行了一种奥妙的试探，看这位外交主张颇合尼克松胃口的哈佛教授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据尼克松回忆，他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他当场就内定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想，由他起用基辛格，是“颇为得意之笔”，是出奇制胜的一着。
两天之后，他俩又在皮埃尔饭店见了面。这次，尼克松正式邀请基辛格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按捺住惊喜的情绪，犹抱琵琶半遮面，提出考虑一个星期再答复。他俩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谈得很投机，直到该吃饭的时候。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是这回两人都不曾想到这顿饭。
经过深谈，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印象也有了改变。
基辛格说：
“对他的优点我以前毫无所知，对于缺点却又信以为真。其实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见解，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他。”
在对外政策方面，基辛格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所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艾森豪威尔算得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比较软弱，尤其在对俄国的问题上。肯尼迪很吸引人，但是同样优柔寡断。至于戈德华特，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该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却是头等的。
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恩人。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并未因为自已败在尼克松手下而从中作梗，他表现得十分超脱与大度：“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应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被称誉为“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宝石”的基辛格，就这样被尼克松拿去了。当然，洛克菲勒也乐意在白宫的权力中心有他的心腹基辛格作为代言人。
尼克松聘用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在无形中埋下了两道矛盾与摩擦的暗礁。
其一，尼克松在任命国务卿以前首先任命基辛格执掌白宫对外政策，打破了历届新政府的任命程序。基辛格相对接近权力中心，使后来任命的国务卿罗杰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新闻界评论说：“恐怕这会种下将来发生某种摩擦的根子。”
其二，一伙一直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不相信基辛格这个外来户，甚至心存不满。他们是尼克松的患难之交，忍辱负重，艰苦搏杀，为尼克松忍受过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迹，苦熬过一事无成、受人白眼的6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1968年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这个犹太口音、哈佛出身的博士竟然后来居上，凭空分享胜利果实，使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基辛格本人虽然多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悉心研究，出了五部专著，但无论他学问如何高明，他毕竟还没有受过考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被新总统赋以重任，基辛格当然不肯放过纵横驰骋、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绝好机会。
3、基辛格的地位
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即国家安全顾问)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30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50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
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
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
“赠给享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
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连接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一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90分钟。通常是在上午9、10点之间，两人就24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30~40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连接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
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的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微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用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着听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
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翻开另外一些本子，旁征博引。这是1969年10月的一次会议。
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
“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50年代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已不相符合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
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诘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负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边去的。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别人他需要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对战略理论的调整符合他的意图，阐明了美国外交政策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
4、戏剧性的一幕
1969年12月3日晚，大雪纷飞，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
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看到了两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就格外留意。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已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临时代办雷阳负责。斯托塞尔是新到任不久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没有见过雷阳。
出席时装表演会的那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另一个是翻译景志成。他俩都注意到了斯托塞尔的注目。当斯托塞尔朝他俩走来时，他俩都有意避开了。
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那时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向斯托塞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方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戏剧性的插曲。
时装表演散场后，李举卿与景志成避开美国人，迅速离开会场。斯托塞尔及其秘书西蒙斯见与中国人接触不上，急了，赶紧在后面追赶。在文化宫大门口，西蒙斯赶上景志成打招呼，再把斯托塞尔大使介绍了一下。
斯托塞尔用波兰语说：“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他走到大门外雪地里接着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先生，他说他想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报告。”
在公众场合，作为美国的大使竟屈尊委托对立国的普通职员传话，可见斯托塞尔所受任务之重及心情之急。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9月9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他在等待尼克松接见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10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
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11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于是发生了12月3日他迫不急待地追中国外交官的插曲。
中国外交人员当时一定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与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12月3日，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将斯托塞尔要与他会见的情况电告国内。
周恩来看后忍不住笑了，同时批评外交部领导的工作做得不够细。情况发生变化后，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有分寸地批评了这件事。因为中美双方怒目相视20年了，要改变这个习惯，也确实不易。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后，让外交部采取办法补救，还发了电报给雷阳，告诉他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主席后，又亲自过问，释放了2月16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7月份释放的两个美国游客无关）。这两名美国人的问题比较复杂，游艇里设备很多，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查很费时间。全面审查的结论是：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
根据事实，亦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方释放了这两名美国人。周恩来亦通知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说中国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就是对美方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以致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以致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1969年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做客。
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双方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在此以前，举行了134次中美华沙会谈，双方商定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到中国使馆，要谈得到中立地区。
斯托塞尔接到邀请后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雷阳答复他说，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塞尔揣测，这可能是为了不让苏联情报人员漏掉这一机会。
斯托塞尔真的乘着小车抵达中国使馆大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雷阳代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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