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立陶宛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时，立陶宛政府为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决定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国际舞台上向中国宣战。
起初，立陶宛以为这只是一次政治“突破”，但没想到，这个举动迅速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经济损失和外交孤立。
现在的立陶宛，是否能真正从中吸取教训，重新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立陶宛的“代表处”风波
2021年11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市中心热闹非凡，政府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入口，录音设备被高高举起，记者们手中攥着笔记本，等待着即将传出的消息。
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从大楼内走了出来。布德里斯清了清嗓子，用平稳的语调宣布，立陶宛正式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而且这个机构的名称将直接使用“台湾”二字，而不是其他国家常用的模糊称呼，比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布德里斯年轻时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完成了学业，那是一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学府，以培养政治和外交人才闻名。
毕业后，他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前往布鲁塞尔，在欧盟议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法律顾问。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欧洲复杂的政治环境，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理念。
他回国后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强调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或者避免冲突。这次关于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正是他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消息传出后没几个小时，北京方面就作出了强烈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立陶宛此举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公然挑战，并警告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国际社会也开始密切关注这场风波。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立陶宛的做法表示了支持，因为这与当时美国推动的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不谋而合。
而其他国家则选择保持沉默，不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选边站队。
对于立陶宛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外交表态，更是一个信号，表明它愿意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棋盘上扮演更主动的角色，尽管它的国土面积不过6.5万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300万。
站在布德里斯身后的，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
陶宛总统瑙塞达则是一位经济学家出身，1990年代在考纳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父辈曾因参与“森林兄弟”游击队被流放西伯利亚。
这种历史背景或许影响了他对大国博弈的态度，使他在2021年选择支持这一冒险举动，与美国战略保持一致。
经济寒冬：立陶宛制造业的困境
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的决定公布后，经济上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
位于考纳斯工业区的德国马牌轮胎工厂曾是立陶宛制造业的支柱之一。
这座工厂早在2017年就由德国大陆集团投资兴建，总额高达2.3亿欧元，占地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专门生产高端汽车轮胎。
建成后，工厂每年向中国市场输送数十万条轮胎，主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这条铁路线连接了欧洲和亚洲，成为立陶宛出口的重要通道。
2021年底，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暂停进口立陶宛牛肉，这一措施很快波及更多领域。
轮胎工厂的经理们发现，他们采购的橡胶添加剂中含有立陶宛本地生产的成分，而这些成分让整批货物在中国海关受阻。
起初，工厂试图更换供应商，但成本激增，供应链调整也无法跟上市场需求。库存堆积如山，资金链在三个月内彻底断裂。
2022年初，工厂宣布关闭，1200名工人失去了饭碗。
这些工人中有不少是技术熟练的老员工，他们曾为工厂的顺利投产加班加点，如今却只能走上考纳斯街头，手举标牌表达不满。
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也开始感受到寒意。
作为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克莱佩达港多年来一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中转站。
2020年，港口吞吐量达到4700万吨，其中不少货物来自中国，包括电子元件和消费品，反过来，立陶宛的木材和乳制品也通过这里运往中国。
“代表处”事件后，中欧班列的运行线路逐渐绕开了立陶宛。
2022年，港口的货运量大幅下滑，集装箱堆场上空荡荡的景象取代了往日的繁忙。
海关统计数据清晰地记录了这场变化：立陶宛对华出口额从2020年的3.2亿欧元骤降到2023年的4800万欧元，跌幅超过85%。
经济部长阿尔莫奈特曾是政府中的关键人物，她在2019年上任时推出了“创业立陶宛”计划，鼓励外资进入，同时大力推动克莱佩达港的现代化。
她主导的港口扩建项目耗资8亿欧元，计划新增多个深水码头和物流仓库，将港口打造成北欧的物流枢纽。
随着中国货运的消失，项目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撑。2022年夏天，阿尔莫奈特递交辞呈，黯然离开政坛。
政治动荡：立陶宛政府的应对
立陶宛在经济困境加剧的同时，内部政治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
2022年，92岁的前总统阿达姆库斯罕见地在《立陶宛真理报》上发表文章。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特别是1998年担任总统时的一段经历。
当时，立陶宛刚独立不久，能源供应高度依赖俄罗斯，而周边国家对俄态度强硬，导致立陶宛面临能源短缺。
阿达姆库斯顶住压力，与俄罗斯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确保了天然气和电力的稳定供应。
他用这段往事提醒现政府，处理大国关系时，智慧比对抗更有效。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总统府发言人迅速作出回应，称阿达姆库斯的建议“过时”，认为如今的地缘政治环境已完全不同。
时间来到2024年，立陶宛的议会选举将这场分歧推向高潮。
那天，社民党候选人帕卢茨卡斯走上讲台，他手中拿着一叠照片，展示的都是考纳斯工业区空置的厂房。
这些厂房有的窗户破碎，有的铁门上锈迹斑斑，无声地诉说着经济衰退的现实。
帕卢茨卡斯随后提出了“对华关系正常化十项建议”，内容包括恢复贸易谈判、推动农业出口复苏以及重启港口合作。
他在演讲中提到，立陶宛不应为大国博弈牺牲自身利益，这一主张意外地获得了35%的选民支持。
许多选民来自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地区，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在选票中得到了体现。
与此同时，执政党也在积极行动，推出了一个价值6亿美元的美国信贷协议，计划用这笔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弥补对华贸易的损失。
未来的希望：立陶宛的反思与调整
2025年初，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首次公开承认，“代表处名称确实存在问题”。
瑙塞达在回答问题时提到，四年前的决定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这一表态迅速被媒体广泛报道。
随后，立陶宛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完整录像，民众通过电视和网络收看了这一关键时刻。
克莱佩达港的渔民对这一表态反应尤为积极。
2019年，中立双方曾签署《中立渔业合作备忘录》，这份文件由当时的经济发展部长与中方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内容包括在克莱佩达建设三文鱼加工基地的详细计划。
备忘录承诺，中方将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立陶宛则负责土地和基础设施准备。
2021年后，项目因外交风波中止，备忘录被束之高阁。
2025年瑙塞达的表态公布后，渔民们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从港务局档案室找出了这份文件，复印了多份分发给当地商会和政府官员。
渔民协会还组织了一次会议，邀请专家分析重启项目的可行性。
会后，他们向经济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推动与中国的渔业合作恢复。
政府层面也在探索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
2025年春季，立陶宛经济部组建了一支由20名企业家和贸易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上海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
博览会期间，立陶宛展台与多家中国企业达成初步意向，涉及小批量奶酪和牛肉的试销协议。
农业部启动了与中方的磋商，重点讨论恢复对华农产品出口的可能性。
经过数轮谈判，双方在2025年6月签署了一份试点协议，允许立陶宛首批500吨乳制品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测试销售。
这些举措虽然规模有限，但为双边贸易的复苏迈出了第一步。
民间和文化领域的努力也在同步展开。
立陶宛篮球协会主席萨博尼斯在2025年初联系了中国篮协，提议恢复早前的合作计划。
他推动了一项青少年篮球交流项目，邀请中国青年队于当年夏天访问立陶宛，参加为期两周的友谊赛和训练营。
这项活动于7月在维尔纽斯举行，共有50名中国青少年球员参与，比赛吸引了上千名当地观众。
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重启克莱佩达港项目的可能性。
2025年中期，经济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评估将港口重新纳入中欧班列线路的经济效益，报告中引用了2019年备忘录的数据作为依据。
这些努力表明，立陶宛正在通过多层次的调整，尝试缓解过去的经济压力。
参考资料：[1]孙云,薛振威.小国视角下立陶宛对台政策的转变:原因、途径与影响[J].台湾研究集刊,2024(6):3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