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一师可抵我六师”的说法可信吗？
全国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2个大队对付国民党军1个师，或以1个营对付国民党军1个师。国民党军则需以五六个师对敌1个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
身为师长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体验。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依敌编制装备上比例之其一旅团，约当我一师。然以敌军指挥卓越，兵卒精练，故只可以我一师当敌一联队。”
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说法：“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营败我一师。”
▍徐永昌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人物，曾参加过倒袁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国民党军多个要职，并在抗日战争中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
抗战后期，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的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民党军要六七人才能抗敌一人。
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的估计：国民党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亦大致以国民党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编制的缺额，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
其时国民党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2万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
依此推之，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而国民党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失踪除外），也大致是日军伤亡人数的3倍。问题是，国民党军一师对日军一联队，“仍系处处打败仗”。
国民党之败，主因是“官不如兵”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民党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民党军的负面性评论。
史迪威对国民党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即“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
▍史迪威，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与国军高层发生过多次严重冲突。
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
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民党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国民党“官不如兵”，那么，国民党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
国民党军将领是如何反省的？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
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徐永昌日记中多次记述蒋介石直接指挥与事必躬亲的情形。
蒋介石由于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过度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因此国民党军将领中，甚少有统帅型人才。
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
▍张治中，国军“八大金刚”之一，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除了蒋介石的集权和直接指挥，徐永昌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劣点”也做过直率的分析：
一、报告不确（上下欺蒙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
二、漠视训令（对于指示机宜及战术纠正之重要训令，其部队长从未研究促其实施，以转令传阅了事）；
三、作战被动（令打则打，令追方追，无令则一味观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机会。完全倚赖耳目太远之高级官命令）；
四、无协同精神（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
五、畏飞机、畏唐克车。
徐永昌还转述并认同关麟徵、李汉魂的看法：“前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报告不实，军长以上结党营私、不知有国”；“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
▍李汉魂，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春去台湾，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上将参谋长，后任内政部部长。
关于国民党军与日军、中共军队的差距，徐认为，“我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
分析国民党军军纪不良的原因时，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职优于武职，后方优于前方，我实造成不平，无怪前方之多数骚扰人民以自肥。”
而对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的败绩，徐认为：“关于战事致胜之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
蒋对嫡系将领的纵容，使得嫡系将领恃宠而骄，军风军纪败坏，在徐看来，“愈是所谓杂牌队伍，其纪律反较好，盖尚非毫无忌惮者”。
国民党高级将领日记中
“指挥官不如敌人耳”的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师长、军长的丁治磐，面对国民党军败绩，同样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
军长颇以军队无训练、不足以赋指挥者之计划为叹。余谓“兵皆可用也，独叹指挥官之无能耳”。
1940年10月15日：
抗战到现阶段上，每次会战，我之兵力皆优于敌人……装备上我亦不算劣势，我之士气亦不馁于敌，而犹不能致胜者，只是指挥官不如敌人耳。
1940年9月1日：
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级指挥官之举措失宜，事先既无计划与准备，临机又少应变之方法，事后乃诿罪于部属，此岂国家之福利耶。
1941年10月16日：
此次长沙会战，共有十个军到达战场，而不能击溃敌军，不能不自认指挥之不卓越也。
丁治磐虽然也批评最高统帅部“乏力”，认为最高统帅部“只绞领袖一人之脑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进旅退之列，对战场实情尚多隔阂”。
不过，丁氏批评“指挥官无能”，主要针对高级将领，认为他们不懂战术：“我方指挥官多不研究战术，不知状况，判断一味直感，东来东挡，西来西顾，用兵毫无重点”；丁氏还称，第一线指挥官学识太差，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信任，虽细致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并以军法限制之。
▍丁治磐，1949年共产党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被攻陷。丁治磐竟成了民国末任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收集地方残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败走舟山群岛，并于1950年5月率部撤往台湾。其日记是无数重要的抗战史研究材料。
结果，下级之被缚束愈严，而军法之要求愈苛，于是一小进，一小退，皆奉命惟谨，以此失机者有之，以此枉为牺牲者有之。
在丁氏看来，神圣之抗战参加者无不奋勉图功，自私之辈究属少数，其不能每战获胜者，虽装备之劣亦为一因，然其主因则仍为指挥官缺乏战术知识，高级之企图，下级之能力，不能相应也。
他认为，下级官兵是否卖力，从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即可判断，而重大伤亡仍不能取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的无能。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军指挥官之所以“不行”，是由于“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将时间花在准备演讲之类的事情上，“好在演讲时露面子”，当“敌人真正来了，指挥官便不能以演讲却敌，而打胜仗的法子一无所知”。
他感慨，“大官指挥能力之不逮，及战术思想之幼稚，殊不配与倭方指挥官为敌也”。
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以郑州为攻击目标，而以佯攻长沙牵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个战区之兵力，其统帅之优越，吾人当且佩且勉。”
对于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他总结说：此次会战，制空权全在我方，敌炮火亦不强于我，其在弹药亦极缺乏，敌均为夜行军，与前两年之形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仍败战者，则战略指挥之不善及军队整训之不确实有以致之也。
直到抗战胜利告终时，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说：余甚感此次大战争，各国皆出了名将及干员，而在我国，则仍为庸庸之辈。
丁治磐自始至终都认为，国民党军打不过日军，主要不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劣势，而是由于将才的劣等。“盖我军装备劣势未始不可胜倭兵，而我国将材劣等，则真不堪以当倭将矣。”
丁氏对国民党军的军事教育也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军事学校的教官“永为教官，常不到军队实习，故所教多不切实际，在书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属皮相之类，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无体验，常不可知，故每当学生质问之际，即起争执，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于学生之恶习，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实亦无可深讳。”
丁更批评军校毕业生“多不肯到前方部队”；“军队素质之不能加速提高，由于中央各校毕业，只图做大官，不愿做实事，以寻求出路为本身进阶，如此则部队工作人仍是部队人工作，而这些知识高欲望大之份子，则常在流动中，无益于其本身，亦无益于国家。试以我陆大同学而论，到部队来则团长尚不屑当，即肯当，亦只为混资格”。
军校毕业生由于好高骛远，不肯下部队，“竟使军队服务者仍是行伍为多。盖行伍以无门路只可呆守岗位，国家反蒙其福。学生日在流动之中，不守岗位，不但其自身无成就，毕竟误了国家”。
他还因此得出“最有心得之一语”：“门路愈多之人，其成就愈少，古今人之成功者多只是一条路逼迫而成。”
据他对陆军四十一师的统计，每年军官的补充，军校只能提供1/4，其余3/4完全要依赖从行伍中拔擢。他且断言其他各师当亦如此。
他让军校新分来的毕业生写自传，发现这些军校毕业生多为失学学生，其程度皆在初中以下，文句多不通，通畅者极少。这反映了抗战时期军官培养质量的下降。
国民党的抵抗依然是
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军官兵素质的评价，亦相类似。
如陈毅比较国共军队的优劣时说：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陈毅比较的虽是内战时期国共军队的差异，但也印证了抗战时期的情形。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