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 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
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 二战 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
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干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