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有一个爱尔兰青年埃德蒙·伯克出版了一部著作，叫作《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伯克用这本书探讨了我们在面对瀑布、暗穴、峭壁等事物时的精神反应，这些事物有其危险，因此在一些时候会吓到我们，但同时又由于它极大、极高、极快，或者不同寻常而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心生愉悦。伯克用“崇高”二字定义这一类景象，“崇高”的景象和美的景象有所不同，美的景象往往是一些看上去规则、比例协调的景象，它因此会让人感到放松，而崇高的景象则会让人感到紧张。伯克写说：“无论何种东西，只要能激起痛苦、危险的念头，它就可作为崇高的来源，它可以激发出心灵所能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情感。”对于“崇高”的讨论和追求在十八世纪风行一时，它甚至给十八世纪的观光业带来了新动力。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不再去那些传统的旅游胜地，而开始寻找所谓崇高的风景，比如游历悬崖、冰川和火山，连山川废墟也成为景点，风头甚至盖过古代遗迹。到十九世纪的时候，进山冒险彻底流行起来。当时很多阿尔卑斯山的旅行手册上都会特地写上一句：“记得尽量从悬崖边上向下俯瞰。”这直接显示了，危险带来的美成了山峰的新魅力。
1802年，一个叫作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赌博”，这个赌博是这样的：选一座山，爬到山顶，然后不要找一条现成的路下山，而是随便选一条你觉得能下得去的路，究竟能不能下去，全靠你自己的运气。萨缪尔有一次就差点没能下去，他被困在了一块峭壁上，往上是难以攀爬的石板，往下是非常狭窄的岩石架，而且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雨水会让岩石变得更滑、更加危险，萨缪尔必须想方设法爬出这块峭壁。萨缪尔后来将这次经历记录了下来，这成了英国首次有记录的攀岩经历。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萨缪尔的记录中，他流露了他的害怕，但同时也流露了巨大的享受。他写说：“我的四肢抖个不停，而就在此时，我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悬崖上面就是狂暴的云层，如此骇人又迅猛地向北方疾驰。我躺在地上，处于近乎先知般的迷醉和愉悦中。”为什么恐惧反倒会让人愉悦呢？英国医生、哲学家戴维·哈特利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景色里有一部分是悬崖、瀑布、雪山等，就会让人产生害怕惊恐的念头，这念头逐渐加强，让其他想法也活跃起来，然后渐渐转为愉快，因为想到自己很安全，不会经受痛苦。”麦克法伦认为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恐惧对人的吸引力，单纯的恐惧不足以吸引人，但在恐惧的同时，又知道自己其实很安全，并不会真的被伤害，这时候的恐惧就变得具有吸引力了，它会带给人愉悦，甚至让人上瘾。山峰所带来的恐惧很多时候正是这样的一种恐惧。麦克法伦说，登山运动的基本节奏是，希望、恐惧，再希望、再恐惧，当人进入这样一种节奏时，他会强烈地感到自己活着。
正是这样的一种“恐惧”将越来越多的人诱惑进山，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山遇难。十九世纪的时候，随着在阿尔卑斯山上伤亡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当地的游览手册，开始直接将这一批又一批的攀登者判定为“精神不正常”。在大山里，有很多种死法：冻死、摔死、被雪崩掩埋、饿死、累死、被落石砸死，麦克法伦在书中说他在世界各地都见过登山遇难者，他们躺在登山大本营的临时墓场，遗体很难被找到了，所以只是用石头之类的物件来代替，哀悼词写着“这里长眠着某某”“这里倒下了某某”“纪念某某”。但这样的惨剧并未消减大山的魅力，相反它让大山变得更加浪漫和崇高了，甚至死在登山途中被人描述为是一种高贵之举。但麦克法伦在书中说，这样的一种描述忽视了被登山者抛在身后的父母、伴侣、儿女，他们将要用一辈子消化大山带来的创伤。
麦克法伦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表弟在爬山时坠亡了，这件事让女士生气又困惑，她不断抱怨，为什么他必须要去爬山呢？而且更让她生气的是，死者的弟弟还要去爬山，他似乎根本没有拿他哥哥的死当回事。在这名女士看来，这样的行为简直自私透顶。麦克法伦借此说，如今的他已经不会再把死在山中当成一件高贵的事，相反他认为这是对生命极其糟糕地践踏。以前的他遇上悬崖边缘，会欣然地沿着它走上一段，但现在他会保持距离，因为在如今的他看来，登山应该是一件“魅力远多于风险，愉悦远多于恐惧，惊叹远多于痛苦，生命远多于死亡”的事。
但禁不住诱惑的人还是大多数，尤其爬得越高，这种诱惑也就越大，除了恐惧在诱惑你，登顶这件事也在诱惑你。人想要攀登高处，这几乎算是一种天性。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高处”都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含义，它意味着“优越”“出色”“成功”，而“低处”则与一连串贬义词关联起来，它是“低下”“劣等”“卑微”。所以麦克法伦说，山峰在很多人眼中成了一种努力与回报的世俗象征，“登顶”就是抵达努力的顶点，“在世界顶端”则意味着心情好到无与伦比。除了这种成就感，或者说精神上的象征意义，高度本身还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用作者麦克法伦的话来说，高度能让最熟悉的景观变得陌生，站在高处俯瞰你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伏尔泰的朋友、诗人济慈曾写说：“（在高处）新天地扑面而来。”麦克法伦在书中记述他的一次登顶经历，那是一座叫作布拉文峰的高峰，那天天气晴朗，山峰最顶上三百米云雾缭绕，麦克法伦一点一点靠近云雾，最终步入云中，走向山顶。麦克法伦在书中描写道：“步入云中我才发现，顶峰也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上到山巅，我立定站了一会儿。白云四合，银装素裹，任何方向都看不到二十英尺开外的景物。辨不出大地在哪里终结，天空自何处开始，只见黑色的石头耸立在一片雪白之中。我正站在那儿，一大群雪鹀出其不意地从前方掠过，拐弯时整齐划一，翼下的黑色羽毛映着白雪，好不醒目。黑与白，高山上的色彩组合就是这棋盘素调。”
登山者们总希望挑战更高的山峰，于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批登山者将目光转向了珠穆朗玛峰。我们都知道，珠穆朗玛峰是由印度陆块和青藏高原板块的碰撞产生；但让它在西方想象中成形的，其实是十九世纪北进的大英帝国和东扩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十九世纪初，俄国在亚洲大举扩张，当时的大英帝国为此迫切想要掌握整个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英国测量了该地区的七十九座高峰，其中有一座H峰，后来更名为第十五峰，测量机构花了七年时间核实这座山峰的高度，最终在1856年确定这座山峰高达两万九千零二英尺，也就大约八千八百四十米，这已经十分接近后来精确测定的珠峰高度8848.86米。当时的总测量师安德鲁·沃非常自信地宣布，他们发现了世界最高峰。不过碍于政治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当时无人能接近这座最高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1年1月10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启动了考察珠峰的计划，当时的学会主席荣赫鹏宣称：“要让珠峰探险成为三年主席任期的主要亮点。”而谁来率领这场前所未有的探险呢，他们后来找到了一位叫作乔治·马洛里的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