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德怀老总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提到这么一句话：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彭德怀老总所说的就是，在1930年的二月末，井冈山根据地的主要建立者袁文才、王佐，在彭德怀等命令下，派出红五军的战士处决他们二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彭德怀一直对特委的说法有所怀疑。
因为特委告诉彭德怀，袁、王两人想要叛变，但是这件事情彭德怀并不确定，如果并不是真实事情的话，那么彭德怀下的这个命令，就是错误的。
而这个命令，也成为了彭德怀多年的遗憾。
袁文才，1898年生于江西宁冈一个贫苦客家农民家庭，早年在马刀队中担任参谋长，积累了初步的军事经验。
1926年秋，他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任团总，同年9月发动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王佐，他是江西遂川人，出身贫寒，曾以裁缝为生，王佐接触到武装的时间很早，早在1923年，王佐就投身绿林武装，1925年被地方政权收编为新遂边陲保卫团副团长，后升任团长。
两人虽曾涉足“绿林”，却以劫富济贫为志，与普通意义上的土匪有着本质区别。
1927年，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导致大革命失败，与此同时，井冈山地区陷入风雨飘摇。
袁文才在这一年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而王佐将部队改称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的农民运动，7月，两人联手攻克永新县城，营救出60余名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和群众，展现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同年10月，毛主席带领着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之后，选中了井冈山这一个有力的革命根据地，随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
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之后，袁、王两人积极响应，将部队交由整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而且，袁文才在与毛主席的会晤中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王佐则亲自迎接部队入驻宁冈，为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坚实支持，客观来说，他们为井冈山的根据地贡献了很多。
1928年2月，袁文才的部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他任团长，4月，该团改编为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他继续担任团长。
王佐则在1月被编为第2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升任第32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
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刚刚确立，加上1928年4月，朱德与毛主席的部队会师，井冈山武装一下子壮大起来，国民党开始了围剿行动，就在围剿战斗打响时，袁文才以及王佐两人率部投身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身先士卒，为保卫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
1928年7月，王佐被任命为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袁文才则当选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并兼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
而他们的部队曾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击退敌人两个团的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就让毛主席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征，王佐则率第32团与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担负钳制湘赣敌军的重任。
1929年的3月，他组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5月，任红八军第六纵队司令。
到了7月，王佐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率部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斗争，由此可见，王佐的组织能力以及部队扩张能力还是不错的，在红军发展的前期，这种能力至关重要。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袁文才一次的纪律错误，酿成了大错，在跟红四军战斗的过程中，他擅自返回井冈山，未经许可脱离主力部队。
这件事情留下了严重的影响。
1930年2月23日的夜晚，永新县城的气氛异乎寻常地紧张。
在永新县城，边界特委领导人朱昌偕、邓乾元等人，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化名）的授意下，联合红五军部队，悄然包围了袁文才、王佐的住处。
当晚，行动迅速展开：
袁文才在睡梦中被枪杀于床上，毫无反抗之力。
王佐闻声惊起，跳窗逃生，却在黑暗中失足落入禾水河，溺水身亡。
这一切，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匆匆落幕，迅疾而无情。
这两位井冈山根据地，以及红四军早期重要的指挥员，就这样倒下了。
而袁文才和王佐事件的直接推手，就是湘赣边界特委。
当时的特委书记邓乾元、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认定袁、王有“叛变”之嫌。
但是理由却不是很充足，袁文才擅自脱离部队这一个事情，就成为了他们唯一能够咬紧的证据。
随后，他们向彭清泉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报告，称袁、王计划在县以上联席会议上一网打尽革命同志，形势万分危急。
彭清泉作为中央巡视员，带着中共六大的“镇压土匪”决议来到江西苏区，未作深入调查，便主持了这次行动，接到了命令，彭德怀其实也有过疑虑，但是当时的组织把情况说得非常危急，所以红五军在彭德怀的命令下，派出部队配合边界特委，执行了对袁、王的诛杀。
那么袁、王是否真有叛意？
其实除了袁文才，在1929年2月，他从赣南返回井冈山，未经上级许可脱离红四军主力，且其部队纪律松散，存在不服从调遣的情况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叛变行为。
而王佐平日则深受袁的影响，对特委的指令时有抵触，甚至被特委报告指为“特殊党员”。
可这只是纪律问题，不存在立场和阵营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是否足以定性为“反革命”？
历史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他们有明确的叛变计划。
相反，他们的死直接导致井冈山根据地陷落，留守力量迅速瓦解，革命事业蒙受重大损失。这场行动的代价，显然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预期。
毛主席对于两位战友被无缘无故处决，一直都非常愤怒，多年时间过去，毛主席始终耿耿于怀，不仅仅是两位战友，就这样倒在自己的手中，同样还因为袁文才和王佐的牺牲，间接导致了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
而袁、王被杀的根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远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
追根溯源，当年党内“左”倾路线的阴影挥之不去。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
“暴动后宜解除土匪武装并严厉镇压其首领”以避免反革命势力死灰复燃。
这一政策虽有其特定背景，但在执行中被机械化放大，袁、王虽早已融入红军，因绿林出身仍被视为潜在威胁。
中央特派员彭清泉1929年抵达江西苏区后，将此决议奉为圭臬，未加区别地推行，他在遂川于田召开会议，议决以军事手段解决袁、王问题，最终促成了悲剧的发生。
也是因为这种矛盾，“袁、王对党的认识薄弱，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王佐则在袁的影响下，对特委的领导缺乏足够信任。这些不足虽非致命，却为特委的误判提供了依据。
所以这是一种互相不信任造成的悲剧。
其实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这些问题本能够慢慢解决，可是特委太过心急，彭老总也一时听信错误的判断，造成了这种不可挽回的局面。
而且中央特派员彭清泉未深入调查，仅凭特委一面之词便下令行动。
他在1930年2月主持会议，决定诛杀袁、王，未对特委报告的真实性进行核实。
彭德怀最大的失误就是在于，他在接到朱昌偕等人“万分危急”的请求后，未予查证即派兵配合。
所以他后来在自传中坦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彭老总是愿意承认自己当年犯下的疏忽错误的，但是，彭老总自己本身绝对是不愿意对战友开枪的。
在袁文才、王佐牺牲之后，井冈山的留守力量迅速瓦解，敌人趁虚而入，井冈山根据地至此沦陷。
这一损失，直到全国解放才得以弥补。
袁、王之死，不仅是两位英雄的殒地，更是革命事业的一次深重挫折。
而事后，相关人物的命运亦令人感慨。
朱昌偕1931年在“肃反”中自杀，邓乾元1933年被污蔑从而身心受创，1934年去世，龙超清1931年在江西广昌被错杀，王怀1932年在万泰县被害。
彭清泉1930年12月在浙江玉环被捕牺牲，年仅27岁。
唯有彭德怀历经岁月，于建国后留下对错误的深刻自省，全国解放后，袁文才、王佐被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誉得以恢复，但逝去的生命与根据地已成历史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