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的作用是毋庸赘述的。这也让它有了被统治者重视的理由。对于这一点，毛主席也是不例外。
他认为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文学创作不是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演的，也不是自由创作和自由发挥，而是应该由党组织指定方向。
在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办公室里伏案批阅文件，便重点关注了文艺领域。
当时他案头堆放了很多文艺刊物，其中一篇文章重点写了传统昆曲《李慧娘》的相关剧评。毛主席对此颇为不满，在旁边批示了一句：“尽是些牛鬼蛇神！”
毛主席之所以会这么说，当然是因为他认为文艺工作应该更多的用于宣传党的伟大事业，而不是宣传其他文艺领域和其他风格。
就在前几天，毛主席刚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剧的重点就是讲述解放军战士在上海滩的霓虹灯下坚守岗位，弘扬了解放军和党组织的正面光辉形象。
毛主席对这部话剧颇为满意，表示这才是工农兵应该有的样子，在他看来如果舞台上继续演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才子佳人”等传统故事，是不对的事情，不利于社会改造工作的开展。
于是毛主席直接写了一段话批评文化部，批评他们不管文化，尽宣传牛鬼蛇神，依然有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不如以后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这个批评显然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毛主席讲了很多句话，都是在批评文化部不作为。
批示送到中宣部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第一时间意识到，毛主席要求文艺领域也必须向政治看齐，不能脱离政治导向，但他也非常清楚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只是没办法说出来，以后的历史会告诉所有人。
毛主席作出批示后，高层开始关注这一情况。
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他认真的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文艺界必须紧跟形势，主动积极整顿。但很多传统艺术家对无法接受，性格率真的田汉当时在会上就表示，他创作的京剧《谢瑶环》并不是歌颂帝王将相，而是借古代故事，弘扬清官廉洁奉公。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此心知肚明，但现在不是讨论艺术作品思路对不对的问题，是艺术没有紧跟政治，不是争辩的时候，所以周扬果断打断了田汉，告诉他：“主席说社会经济基础变了，戏台子上的帝王将相就是开倒车！”其实就是提醒他别再多说了，担心他话太多，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帽子。
毛主席讲话后，很多干部也开始积极跟进，1964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一场晚会，因为是文艺领域的活动，所以现场没有安排太多的集体朗诵口号之类的活动。
事后，有两位参加者给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了信，说晚会“不够严肃，注重吃喝玩乐，节目低级，趣味恶劣”。
为了避免事情闹大，中宣部部长陆定要求严肃整顿，协会开展整风学习，每天学习中央的指示文件。这件事传到江青耳中，她直接把报告拿给了毛主席，并表示：“各协会脱离工农兵，做官当老爷。”
于是毛主席作出了批示，批评文艺界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早晚有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非常严重的指示，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这其实就是十年特殊时期的前夜。
之后全国各地的剧院也开始大整改，《海瑞罢官》之类的传统曲目基本都停了，艺术家们被迫把传统服装都放弃，一律都穿上工农兵服装，唱一摸一样的台词，台词必须经过审查，确定没问题才能演出，百花齐放成为遍地红花。
其实公允的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当然要多多歌颂工农，歌颂社会建设，当时毛主席有这样的表态无疑也是有时代原因、国际背景的。
但这样的表态之后，无疑也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历史传统的贬斥排挤。而这次文艺领域的调整，对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影响非常深远，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国所有的文艺活动都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的要求开展创作。
监管当然是必要的，可却又难免会阻碍文学创作。想想前几年，一如科幻作品等甚至难上荧幕，也是颇为唏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