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伊豆大岛的三原山在日本的诸多火山中身份有些特殊。除了观光资源的自负以外，它还背负着较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上世纪30年代，原本只是一处知名的火山观光景点，却被添上了压抑的时代色彩，成为了一座“死神之山”。这一切，都要源于前赴后继以自杀的惋惜方式将生命永远留在火山口的人们。
根据统计，仅1933年这一年，就有804名男性和140名女性在此策划自杀。在日本社会，自杀上升为凸显的社会问题，背后带有复杂的综合因素。而在三原山引发的投山血案之潮之中，窥见那个时代的价值交错的同时，实事求是讲，作为一个媒体人，心情是极为沉重的。面对年轻的生命选择自我结束，当时的媒体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933年2月12日，来自东京涩谷的实践女子专门学校的女学生松本贵代子和富田昌子结伴来到三原山。此时的三原山上的椿花正在开放，已可嗅到春天的气息。可越是这样，空气投射在青春靓丽且亲如家人的2名女学生身上，反而显得越是凝重。根据史料记载，松本贵代子酷爱短歌，是不折不扣的耽美派的文学少女。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能创作出自己满意的短歌，哪怕只有一首，死也无憾”。而世间谁又能料到，“死也无憾”却是她最终真正践行的生命之路。《文艺春秋》的记者们随着采访发现，松本贵代子是个彻底的不婚主义者。她曾对有3个孩子的姐姐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也难怪。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看，某种意义上，对于二战前的绝大部分普通日本女性来说，一旦结婚就成了一个法律的“无能者”，人生便被置于丈夫的男性支配权之下。对于这样的生活，有着文学理想的松本贵代子恐怕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否则，在富田昌子劝她“人生才刚刚开始”时，松本贵代子也不会坚决地表态“正是今后的人生才无法接受”。
生命的来去自由，万般皆由自己。价值观和生命观的不同，赋予个体做归属于内心抉择的权利。抛开生命的遗憾和家族的痛苦，这可能原本并非什么大是大非的事。但松本贵代子的死，却没这么简单。一同前往三原山的富田昌子在死亡的道路上，并不是松本贵代子的同路人，只是被对方邀请来的见证人。不仅如此，富田昌子在此前1个月，也同样被另一个好友真许三枝子邀请去见证对方生命的最后一刻。捕捉到“卖点”的媒体迅速出动，并未将报道聚焦在可贵的生命逝去的痛点上，而是死抓着富田昌子在“黄泉路”上全身而归的情节，不断演绎出类似“2名同性爱的少女原本一起寻死，其中1名却只身而归”的话题新闻。更有甚者，还有媒体以那位一生贯穿纯爱之想的女流歌人小野小町的传说为例，把富田昌子刻画成早已洞察松本贵代子“不想暴露自己作为女性的丑态，希望早点死去”的内心而成全其死的人。而数十年以后，日本女作家高桥多佳子以此为原型还创作了小说《诱惑者》（讲谈社，1995年11月），主人公鸟居哲代这样的“自杀协助者”则来源于现实中的富田昌子。
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故事都以悲剧结束。不少媒体过热消费，特别是把富田昌子写成自杀的“案内人”，也就是“死之向导”之意，使富田昌子自闭于家中并最终猝死。舆论的不能承受之重，有时候就是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女性史研究学者加纳实纪代曾在《战后史笔记 复刊1号》（JCAC出版，1982年）中刊文《“死”的诱惑—围绕三原山自杀潮》，将在火山口自杀称为“瞬间完美之死”“瞬时的自我抹消”，这是自杀者最深度的绝望，和以命相赌的呐喊。这样的文字，让我颇有共鸣。在我看来，动摇整个时代的一场血案，媒体如何站在最为妥当的角度，甚至成为了事态发展线上的一个“决定者”，引人深思。（2025年3月26日写于中国安徽合肥亚朵酒店672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