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律最基本的人人平等，在古代可不是这样的。
历史上的每个封建王朝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站在金字塔顶层的自然是各路达官贵人，而在低端受苦的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小厮奴婢了。
说起“奴婢”这个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奴婢，皆古之辠人也。”意思就是：奴与婢，都是古代的罪人。
为什么说“都是”呢，因为在古代，“奴”字和“婢”字是分开的，奴指男仆，婢指女仆，在后来的文字使用过程中，“奴婢”一词逐渐成为了男女仆人的统称。
这也就导致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奴婢都是可以供主家任意打骂驱使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朝代中，奴婢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同的。
惨无人权的秦朝奴婢
在秦朝，“奴婢”这一群体的待遇最为低下。
秦朝人将奴婢这一群体分为两大类：官奴和私奴，二者的获取途径不同，待遇上也不尽相同。
官奴指的就是被收没进官府的奴婢，这类奴婢一般是战场上战败的俘虏，或者是犯罪人员及其家属。
在影视剧中，经常有人犯罪后被判“贬为奴”，情节严重的便会连累家中亲人一起变成奴隶的身份。
所以官奴的来源主要是那些由于政治原因变为奴婢身份的人，这样的奴婢会被朝廷安排充作劳力，往往会被派去修筑边防战事、从事田业劳作，虽然朝廷也会给予他们一定的收入，不过也就只是能够饱腹罢了，想要更好的生活条件是难上加难。
而私奴呢，顾名思义就是私人的奴婢，私奴来源比起官奴要多样化一些。
一部分私奴是大户人家从奴隶主手中买来的，奴隶主手中的奴隶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是被劫掠，有的是被家人抛弃，身世一般十分凄惨。
这类奴婢交易不限制层级，有钱的庶民也可以买奴婢。
还有一部分私奴，是因为负担不起沉重的债务，迫不得已将自己或家中孩子变卖为奴，这种以人抵债的惨剧在那个年代时有发生。
最后一种私奴来源就是官家赏赐，古代的有功之臣，皇帝在赏赐金银财宝之余也会赏赐奴婢，这时这些被“赏赐”出去的奴婢就由官奴变成了臣子家中的私奴。
虽然私奴听起来没有官奴那么“罪大恶极”，但实际上私奴的待遇还没有官奴好。
官奴每天要做的工作是有定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虽然会当做高强度使用的苦力，但好歹还算是“人”的，能够享受到法律规定范围内对他们这些“人”的待遇，比如固定工资、发放衣物这种，虽然待遇微薄，但还是有的。
可私奴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官奴还能算作“人”，那私奴只能算是主人家的“所有物”，是物品。
私奴在主人家需要做什么全看主家心情，幸运的可能就是只做些伺候人的工作，如服侍主人家晨起更衣，打水盥洗，倒霉的就会被安排去进行洒扫庭院、洗衣烧柴这种力气活。
虽然看起来这些劳动要比官奴轻松，可私奴的待遇处置却完全由主家说了算。
若是哪天遇上主人心情不好，私奴就会沦为对方撒气的对象，或被罚薪，或是打骂，私奴都只有承受的份而不能反抗。
因为，在私人宅邸中，私奴的生杀之权是与官府无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主人家不慎打杀了一名私奴，是没有官府会追究其责任的，最多就是通知一下家族各人知晓就是了。
所以，在古代，达官贵人为发泄自己情绪刻意处死的私奴也不少，如果说古代朝臣上朝是“伴君如伴虎”，那么古代私奴伺候主人的每一天，过得都是这种“如伴虎”的日子。
并且，奴婢如果有了后代，那么这个无辜的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会被规定还是奴婢身份，从小就要学习家中杂役等劳动，生活十分辛苦。
在这样严苛劳累的生存环境下，会有奴婢自然而然地生出逃跑的心思。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秦代针对奴婢出逃制定了一套十分周全残忍的管理条例。
如果奴婢出逃被抓获，轻则鞭笞，重则可能处死，哪怕是逃走又后悔的，“自首”之后也逃不了一顿棍棒。
对于举报奴婢出逃或协助抓捕的人，秦朝还会给予这些人奖赏，这就大大减少了奴婢出逃的几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代的奴婢是没有丝毫地位可言的，甚至他们所生下的孩子也要延续这悲惨的生活。
那么，奴婢有没有可能摆脱掉这一屈辱的身份呢？
虽然有这种可能，但成行条件十分苛刻。
对于官奴来说，一般是立了重大战功的，才有机会免除自身或家人的奴婢身份；
而私奴想要摆脱这一身份的束缚，基本只能靠主人家“开恩”，他们自己能争取的就是好好表现，与自己的主子搞好关系，这样才有获得自由的机会。
不过一些私奴在主家做大做强后，只要主人家不过分苛待，他们往往也不会非要争取自由。
毕竟在那个封建年代，能够拥有觉醒思想的人少之又少，奴婢这一群体挣着微不足道的卖命钱不说，还要服役缴税，负担大得让他们喘不过气。
所以，对于大部分私家奴婢，能得主人青眼，不被动辄打骂，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就很满足了。
汉朝的奴婢制度改革
导致秦代败亡的原因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秦朝徭役过重，这里的徭役不止针对“奴婢”，还牵涉到了平民百姓。
那时的男性会被抓壮丁去修长城，秦始皇为求仙问药找来的童男童女中更是有无数无辜的孩童，这么严重的压榨导致百姓怨声载道。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刘邦等人才能接着舆论揭竿而起，聚集了一群起义军。
所以，在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奴婢”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与秦朝时期不同的改善。
这点在私奴群体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秦代的私奴中，有不少原本是自由人的农民。
他们往往因为家中粮田经营不善以致食不果腹，为了求一口吃食才沦落为奴的，这部分人在高祖即位后，是“皆免为庶人”的。
而其他的私奴虽然不能因为这条律法成为自由人，但是，汉朝时期与奴婢有关的法律和秦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即主人家不能再随意打杀奴婢了。
秦代奴婢被打死，主家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最多是说出去名声不好听一点而已。
而在汉朝，汉代官员将赎死制度纳入了奴婢管理条例中，如果主家打死了奴婢，那么主家也是需要“赎死”的。
也就是说，在汉朝如果有人杀死了自家奴婢，那么是需要缴纳不少的金银财物才能抵消其自身的死罪的。
虽然死罪可免，但没有多少人愿意时不时地这么“破财免灾”，因此，汉代打死家中私奴的事少了很多。
为了提高奴婢的人权，汉朝还规定，如果主家“敢炙灼奴婢”，那么被伤害的奴婢从此以后就可以成为自由人。
在奴婢成为自由人之后，原先的主家不可以再将其收回府中充作奴婢，这种行为在汉朝一经发现，是要严重治罪的。
如果说秦朝时期的奴婢在被免除奴婢身份前，只能与同为私奴的其他人谈婚论嫁的话，那么汉代的奴婢在婚嫁方面则“幸福”得多。
汉代的奴婢可以自由嫁人，跨阶层也没关系，只要双方情投意合，一般主家都不会太过为难。
汉代著名贤后卫子夫就曾是一名歌伎，但这个身份并没有成为她登上后位的限制，皇家都是如此，所谓“上行下效”，其他各阶层对于奴婢的婚嫁自然也不可能多么严苛了。
当然，奴婢这个身份说到底还是有些卑微，因此不拿奴婢姓名当回事的人家大有人在，奴婢的生活条件好与坏全仰仗主家是否仁慈。
只是，在汉代，如果一个人对自家奴婢都极为苛待，那么他在有识之士间的口碑也会下降不少，人们即使当面不说，背后也会私下议论此人德行不够。
而且，汉代的奴婢想成为自由人，出路也比秦朝多了些，除了主人家松口放人之外，奴婢也可以通过自己攒钱获得自由身。
当然了，虽然这种“自己赎自己”的花费不小，但也算是给了奴婢为自己人生拼搏的权力。
得益于以上种种对于奴婢的保护措施，汉代的奴婢地位几乎与庶民没什么区别，除了不似庶民自由外，其他的吃喝之类的，如果是在心肠好的大户人家做工，那比起一般的平头百姓还要好上不少呢！
因此，一些大户人家的无良家奴，在对待身份地位不如自己主家的人时，态度甚至会十分刁蛮。
由此可见，在汉代做奴婢，已经不似秦朝那么辛苦了。
奴隶制度发展的废除
秦汉之后的中华历史还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但奴婢们的待遇并未能一路水涨船高，甚至比起后面的一些朝代，汉代的奴婢待遇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极度强调“良贱有别”，这个时期对于奴婢的处置反倒和秦朝大同小异。
汉代还能自由通婚的奴婢，到唐代又被废除了，甚至于如果私下通婚，双方都要受到律法处罚。
在秦朝还能算作“人”的奴婢，在唐代则是“不同人例”。
唐朝时期，无端打杀奴婢的处罚比打杀他人家中畜产的处罚还要小，奴婢的地位在这时比起秦汉又下降了一大截。
此后的中国在对于“奴婢”的管理上，逐步走起了下坡路。
元朝由于是蒙古人开创的，因为那时的奴隶制度还带着不同人种的歧视，蒙古贵族打杀了奴婢之后，不痛不痒地赔点钱就行，比起汉代的“赎死”，惩罚力度真是轻之又轻。
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是乞丐出身，所以明朝的奴婢又能稍微松一口气。
等到清朝，中国又为满人统治，不过满人贵族以自称“奴才”为荣，因为满族人口中的“奴才”相当于和对方称“我”的意思。
在清朝，只有和皇帝亲近的人才能自称“奴才”，其他人就称“臣”等。
不过由于民族文化差异，所以满人口中的“奴才”和此前历史中地位低下的奴婢实不相同。
简单来说，封建制度一日不消，奴隶制度便一日不灭，这种对于人权人格的践踏和侮辱，说到底是不公平的。
那奴隶制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时间地存在于中外历史中呢？
借用世界著名无产阶级领袖恩格斯的一句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要拥有两样东西，一是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另外则是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
可见，“奴婢”这一群体的存在能够让不同时期的人们感受到资产富有的成就感，而人性与生俱来的贪欲导致人们只要有机会，就很享受这种驱使他人服务自己的感受。
当“奴婢”规模的大小成为他人彰显自身实力的标志，就会造成积弊难除的现象。
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拥有先进解放思想的领导人们才开始着重清理这种乱象。
要扭转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其实是很困难的，例如末代皇帝溥仪下狱时，由于没怎么独立生活过，一开始生活不能自理。
见此情形，一同居住的狱友还有抢着要伺候“天子”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了改变当时人们这种“跪久了就很难站起来”的状态，新中国的人们用了整整十年，才成功地将这种极度不平等的奴隶制从法律中明确废除，还给了从那之后的每代中华人民一个自由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