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该休息了。”1976年7月6日深夜，护士长吴旭君第三次轻叩书房门。毛泽东放下批阅文件的放大镜，望着窗外中南海的树影：“恩来走了，老总也走了，我这个老朋友还能撑多久呢？”话音未落，值班医生突然递来紧急报告——朱德元帅已于当日15时01分病逝。老人颤抖着摘下眼镜，许久才说出一句：“朱毛朱毛，现在只剩毛了。”
这个令亿万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早春时节已显露出不祥之兆。1月8日清晨，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停止了呼吸。当张耀祠将消息传进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正倚在堆满古籍的藤椅上听文件。据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主席突然摘下助听器，双手扶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却终究没能直起腰来。他对着空气连说三声“好，好，好”，浑浊的泪水顺着面颊滚落在藏青色中山装上。
其实早在四年前，这对革命搭档的健康警报就已拉响。1972年5月18日的专家会诊记录显示，周总理尿液中检出癌细胞，确诊为膀胱癌。当时医疗组里有个细节令人心酸：由于总理坚决反对全麻手术，主刀医生吴阶平只能采用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总理竟然还在听秘书念文件。这种近乎残酷的工作方式，让参与治疗的护士们躲在走廊里偷偷抹泪。
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况了如指掌。他专门安排叶剑英组建医疗领导小组，甚至亲自过问药品采购清单。有次听到总理强忍病痛接见外宾时，老人突然拍着茶几对身边人说：“你们这些小鬼懂什么？他是用命在给国家挣时间！”说罢抓起毛笔在宣纸上连写七个“强”字，墨汁浸透了纸背。
当历史走到1976年，命运似乎加快了收割的步伐。朱德元帅的突然离世最令人意外——这位以“革命老黄牛”著称的开国元勋，三个月前还在北京西郊爬山。据警卫员回忆，1月15日参加完周恩来追悼会后，朱德特意绕道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站了整整二十分钟。或许正是这种精神重压，让90岁高龄的元帅在接见澳大利亚总理时染上风寒，最终引发多器官衰竭。
两位战友的相继离去，彻底抽空了毛泽东的精神支柱。7月中旬的某个午后，他突然让工作人员搬来井冈山时期的旧照片。当看到1928年朱毛会师的泛黄影像时，老人伸出枯槁的手指反复摩挲相框玻璃，喃喃自语：“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背过身去，生怕控制不住情绪。
翻阅当年的医疗档案会发现个残酷事实：三位领导人都在与时间赛跑。周恩来在最后18个月里接受13次手术，平均每周批阅文件仍达20万字；朱德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关于国际问题的讲话稿》；毛泽东即便视力退化到0.06，仍坚持每天听取国际形势简报。他们就像三支即将燃尽的蜡烛，拼尽全力迸发最后的光芒。
9月9日零时1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哀乐划破夜空。长安街两侧自发聚集的群众中，有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突然跪地痛哭：“三位首长说好要带我们建设共产主义，怎么全都走了呢？”这种撕心裂肺的悲痛，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上达到顶点。当华国锋念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天安门广场上晕厥的群众多达47人，急救车的鸣笛声与啜泣声交织成特殊的哀歌。
在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毛泽东床头发现本《楚辞》，折页处正是《九辩》中的句子：“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书页空白处有铅笔写的“恩来、玉阶存念”六个小字，日期停留在1976年7月7日。这个细节直到2003年才被档案馆解密，它无声诉说着伟人暮年那份难以言表的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