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我军曾三次考虑实行军衔制，第一次是1939年，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最终没有进行。第二次是1946年，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初期，后因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而终止。第三次是1948年，但因为时局变化，中央决定待全国取得胜利后再进行。
虽然三次计划均无疾而终，但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军衔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基础。
1950年9月，中央军委设立总干部管理处，下设的机构就有管理全军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阶奖励处。
正当我军紧锣密鼓筹划军衔制工作的时候，抗美援朝开始了，这项工作不得不推迟，但研究和准备工作依然进行。
至1952年底，我军的评级工作完成。到1955年9月底授衔时，具体级别与军衔对应情况如下（不含1956年以后补授的人员）：
第一等的军委主席级1人(毛泽东)，军委副主席级3人；第二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7人，军委委员级8人；第三等的正兵团级36人，副兵团级42人，准兵团级57人；第四等的正军级203名，副军级216名，准军级344名，第五等的正师级446名。副师级以下人数从略。
1955年国庆前夕，我军的军官评衔工作基本完成，初步方案交由中央领导审阅。值得一提的是，55年的授衔参考依据是52年的评级。
如兵团级干部，正兵团级一般评上将，副兵团级一般评中将，少数评少将，准兵团级评中将。
贺晋年52年的评级是副兵团级，当时评级副兵团级一共42人，评衔方案中19人为上将，剩下的大多数为中将。
奇怪的是作为陕北红军代表副兵团级的贺晋年，在初步方案中却仅为大校。不仅我们觉得奇怪，当贺晋年知道方案中自己是大校时，起初也难以理解，只是高风亮节，不愿意计较。
许多战友们也为他打抱不平，劝他找领导们反映一下，大家都觉得他至少也得是少将。
然而，贺晋年认为是不是将军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党和国家继续工作就知足了。当贺龙看到方案中贺晋年的军衔后，坐不住了，决定为他讨回公道。
当年在陕北，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时，贺龙是司令员，贺晋年则是担任警备第三旅旅长，贺龙是贺晋年的上级。
另外，抗战时期，我军曾设立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贺晋年担任警备第一团团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与毛主席也很熟悉。
贺晋年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参与后方支援），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能力得到彭老总等人的高度认可。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贺晋年授大校军衔都说不过去。贺龙为他鸣不平，并不仅仅是因为曾是他的上级。
贺龙拿着授衔名单，找到毛主席理论。毛主席审阅后，也认为评低了，并改为少将军衔。
贺晋年知道事情的前前后后，十分坦诚地说：“我愧对老首长的厚爱，我的事情也让毛主席为难了，能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我这辈子知足了！”
不过，贺晋年虽然跻身将军行列，但当时军级少将是主体，师级少将是少数，兵团级少将更是少见，贺晋年则是副兵团级，感觉还是低了。
但是贺晋年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从1957年出任我军装甲兵的领导职务（副司令），一直干到1982年，长达25年。
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追名逐利，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