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3月23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表示，欧洲猖獗的军国主义政策令人费解。显然，对于三百年来，一直希望融入的欧洲的俄罗斯而言，欧洲现在的行为，真的是太令他们失望了。因此，仔细观察近来俄罗斯学者对欧洲的分析，就发现，有三个观点，非洲值得关注：
第一个，美国在知识殖民欧洲。最近，俄罗斯学者常举一个例子：成立于1938年的法国舆论研究所，曾就“您认为哪个国家对1945年德国战败的贡献最大？”做过两次调查：1945年5月，57%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是苏联，20%认为是美国，12%认为是英国。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却大相径庭：20%的人回答苏联，58%的人回答美国，16%的人回答英国。七十年的时间，法国人对莫斯科在二战中的贡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绝对是美国认知战方面的胜利。
冷战期间，美国开始通过其庞大的战略研究网络，长期主导着全球战略话语权的生产体系。以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智库不仅垄断了对国际秩序的核心解释权，更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吸纳欧洲精英参与学术活动，将美国视角植入欧洲决策层。这种“知识殖民”，导致欧洲战略研究陷入路径依赖。现在，当欧洲学者分析乌战时，更倾向于引用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而非直接与俄罗斯——甚至是与北约东翼国家对话；这种思维惰性，使得欧洲战略决策，直接沦为美国理论的执行工具。
第二个，意见领袖在推波助澜欧洲的军国主义。俄罗斯学者认为，海湾战的成功，使美国为首的西方，确信其绝对的军事优势。他们断定，如果他们能在几小时内击败伊拉克军队，那他们就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解决世界上的任何冲突。他们认为，只要西方军队出现，就足以“让任何敌人恐惧瘫痪”。这导致他们之后发起了许多干预行动，但却往往没有战略理由。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处部署，通过摧毁敌人来军事“解决问题”已成为常态--但却往往对长期后果没有清晰的认识。
结果，随着通讯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个体意志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加强，解释战争的话语权，大部分落到了霸占信息通道的“军事-知识复合体”——即意见领袖手中，他们是活跃在媒体上的智库专家、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人道主义工作者、游说者、记者或是退役将军。在众多访谈节目中，他们的任务是确定哪种“危机局势”最重要，并提出解决方法，而且，通常都是军事方法。他们不属于谨慎的国防部门，也不属于务实的工业部门，所以，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助长了欧洲军国主义政策的出台。
第三个，习惯了当美国打手的欧洲根本没有战略家。冷战结束之后，作为美国的打手，欧洲在北约的旗帜下，也曾参与了南联盟、海湾、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场战争。但俄罗斯学者认为，习惯了跟随之后，强大的惯性让欧洲根本就没有战略家生存的机会。也就是说，面对危机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而是与精英本人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因素，决定着危机的选择和解决危机的方式。很多欧洲精英，他们对危机本身、其可能的后果或所涉及的风险，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派遣军队，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评级。
战争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一体化进程，曾依托于政治家个人的战略远见。戴高乐与阿登纳，通过法德煤钢联营，重构欧洲地缘格局，科尔与密特朗用欧元区，绑定冷战后的经济秩序。但在今日欧洲政坛，政治家的短视化与民粹主义的蔓延，使得任何长期战略都可能在选举周期中被瓦解。欧洲不再有政治家能像默克尔处理欧债危机时那样，将技术性妥协，升华为共同价值层面的战略考量。
其实，欧洲当前的困境，也揭示了一个根本性悖论：战略自主性需要以主权统一为前提，但主权统一又必须通过战略实践来锻造。当美国智库为欧洲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豁免了欧洲构建自身认知体系的成本；当法德引擎失速时，中小国家更倾向于寻求域外力量的临时庇护。这种“借来的战略”虽能维持短期稳定，却使欧洲陷入慢性失能。要打破这一循环，欧洲需要的不仅是制度性改革，更是一场从知识生产到政治文化的全面重构——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