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陈毅(前左三)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项英(前左四)、黄道(前左五)、叶飞(前左二)等在南昌合影。
大部队撤走了，我留在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中央红 军最后退出了中央苏区。
当时的形势是蒋介石的大兵团，会同军阀部队向中 央苏区南北夹击。他们一方面从南昌、抚州、吉安向南、向东南、向西逼进； 另一方面，陈济棠的部队①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向北推进。
①陈济棠的部队：即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南路军部队。
这样反复拉网， 南北合围。北面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广昌，南面的敌人已经占领了会昌。中央 苏区南北相隔两百里，东西只有几十里，几乎一梭镖可以穿透。在这样的形 势下撤出是对的。
但是机会主义者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的经验，机械 地照搬教条，完全放弃了中央苏区，采取逃跑主义的办法，跑得越快越好。这 就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中央苏区没法挽救了，感到绝望了。好像是一块石头， 扔了就算了；像鸟儿不要窝了；像《打渔杀家》里的肖恩一样，把房子烧掉， 什么都不顾了。
中央苏区能不能挽救呢?正确地判断局势，肯定地说是可以挽救的。那时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但是，在苏区作战是不行的。十几万军队怎么能活动?给养也有困难。
既然可以挽救，那么军队的矛头指向什么地方呢?
当然不是向西。向西越走越远，到了荒凉区域，大山大岭，政治影响不大，又不是敌 人的要害。
到湖南、贵州不是要害，到四川、昆明更不是要害，敌人无所谓。
当时毛泽东同志曾发表意见，红军可以向浙江、江苏、南京附近进军。调动敌 人，离开苏区，转入敌后作战。
当时中央苏区有几百万群众，有十几二十个县， 又有党团组织，还是大有可为的。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抵抗一下，把敌人卡住。而主力则从敌人背后出击，特别是向浙江、南京、上海那地方搞，蒋介石 非回去不可。他不会拿一个南京、上海来换你一个江西。
那时我们的队伍可从 瑞金过去，到石城、建宁、泰宁、邵武、崇安等地打游击，然后一下突到上饶、 金华、杭州，敌人一下子就退回去了。我们认为这是最积极的、正确的想法。
我们一活动就是两年或者一年，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完全可以抗日。 五次“围剿”一打破，蒋介石就可能垮台，抗日战争一定爆发，北方阎锡山、 张学良这些人也要起来反蒋。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同了。资本就大得多。抗 日也容易些。局势不同了，抗战胜利也可能提早几年。
可是机会主义采取了另外的办法，他们认为苏区根本没有希望了，干脆 放弃了苏区，狼狈地往西逃跑。哪个地方的空子越宽，越往哪里跑，往水多 的地方跑。这样看来很聪明，其实最蠢。
看来路很宽，实际很窄，跑也跑死， 饿也饿死，而且不能打击敌人要害。
我们向浙江、上海、南京进军，看来很危险，其实很安全。
机会主义者坚持要离开，没有采取这个办法离开，而是 打出去占领湖南，然后站住脚，打它的武汉。结果失此失彼。
我们姑且承认 他们这是一个想法，但也是要犯错误的。
最坏的是惊慌失措，丝毫没有准备， 丢了苏区就跑，无论是整体还是具体都没有准备。
一是物资准备。
部队既然 要转入白区，离开根据地作战，那么吃饭穿衣，翻山越岭，过河过桥，走哪条路?这样要不要?那样要不要?都要很好地准备。
资本主义国家搞一个战役， 要准备几年、十年、二十年，而我们撤出中央苏区向西进军，却根本没有什么 准备，很仓促。
二是思想准备。
当时没有举行各种会议，没有作政治动员，征 求各方面的意见，没有找有经验的人谈谈，连毛泽东同志那样英明的领导，也 没有找来商量。
假如有一个明白人，就不会有那个方针，就会准备停当，也就 不致使长征那样狼狈，不致使江西那样悲惨。
当然保证一辈子不打败仗，那个 也不能讲，我们也不是那样认识的，但失败要光荣的失败，要很有组织、很有节奏、很沉着。不能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哭哭啼啼，落荒而逃，作鸟兽散。 这不是简单的错误，简直是犯罪。
要走，我们是最后才知道的。10月11日， 他们全部离开根据地，10月10日才来通知我说要走。
这是不对的。相隔只有五十米远，为什么不早些来告诉我?没有道理。
我当时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 方军团司令，平常就参加中央会议，那时却不要我参加。
我当时在医院养伤， 他们不吭气，要把我丢掉。若是按照党的正确原则，应该派个人来谈谈，高级干部带伤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是些师长、团长、营长，军以上没有什么负伤的。
我们军以上干部为什么不通知?
他不通知，我们也知道他们要逃跑，报纸上发社论，又看到他们搬家、搬行李。很多队伍没有战役组织，都在休息。
当时有些高级干部来看我们，他们不好讲，我也不问，问起来使他们很狼狈， 讲了便是泄露了秘密，那是要杀头的。反正我也知道。
三是军事上没有很好准备。
他们走是搬家式的，什么都带上，连印刷机都搬走了，还有造子弹的机器， 医 院X 光机也搬走了，轻伤兵也抬走了。
还搞了很多夫子，五、六万军队，民夫就有一、二万，队伍就是一条龙，矛头已冒到白区去了，尾巴还在这里。从尾到头要走三天，每天走六十里、四十里。拖上这么多人，怎能不垮台?
就以当时 的水平，也要求轻装，人不要多，要精干， 一天能走百把里路， 一定要快。抢先赶到蒋介石前面，转向井冈山、湖南郴州、长沙，打几个大胜仗，五次“围剿”非垮台不可。
四是人事准备。
谁走谁留，没有很好地商量研究。留下项英负责，是少数人决定的。这是不适当的。他根本不懂军事，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最后只好留他。
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我那时很简单，别说负了伤不能走，就是没负伤也不想走。出去也危险，在这里也危险，只要有点办法，敌人就搞不到我。
10月10日，他们离开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他们便走了。
项英的错误做法
旧的局势完结了，新的局势已经来了。要适应新的局势，就要把领导方 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过来。新旧衔接，事先就要有准备，要掌握这 个转折点。
新局势来了，我们准备好了， 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就能保存力量， 不会灭亡。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经过了这样一个转变。
当 时准备去苏联，不愿去。到北京、上海做地下工作，认识的人很多，不能呆。 到法国也不行，要离开党，又没有钱。只有转入游击战争。长衫脱下来，把 自己晒得黑黑的，学一下老百姓的话，拿起锄头给人家种田，上上尿、撒种子。爬山锻炼，问方向，学开枪，搞侦 察……什么都搞，后来就转过来了。
项英没有这些经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迟迟不肯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
主力撤走的第二天，项英来了，他很客气，说我留在这里很好，还问了问我的伤势。
我的伤很困难，伤在大腿上，坐骨断了，不能起床。在江西省医院治疗，医生很马虎，根本不晓得怎样治。
项英说，得到中央医院去。可是那里也同样是马虎，没人认真检查。那时我已经退了烧，就是起不了床，脚不能伸。有的同志说我伤口这么重还不着急，要赶紧找医生看看。
一 直到10月9日，陈正人、周以栗⑦住在我隔壁(他俩是肺病，个把钟头就要 吐一次血),催促我要赶快开刀，也许有办法。
我说人家那么忙，怎能去找麻烦?
野战军走了，敌人要全部搞掉苏区，起码也要三个月，反正我不慌。
这时医生说没有X 光不能开刀。我们有X 光机，没有充电，说可以把军区的无线电台搞一架来充电，但医院无法搞来。说军队要出动，昼夜要发报，怎能要电台?他俩很着急。
说我这个人真怪，怎么老躺着不着急。我说急有什么 办法，我是革命乐观主义。
周以栗说，你最好写个信给周恩来同志，也许有办法。
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信，他马上派人送了无线电台，并说他很忙，等今晚工作大体准备完了，明天抽点空给我谈话。
以前医院没办法，现在有了 办法就要快治，马上照X 光、开刀。电台到医院时，医院的 X 光机、开刀器械统统 已经包装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要走，结果又解开，马上充电，马上照，照了就洗，看出了许多碎骨，马上就开刀。开完刀医生马上就走了。
第二天我 比较清醒，叫警卫员去找伙夫搞了米、油、盐、菜。开刀的第二天和周恩来同志谈了话。
①陈正人：江西遂川人。曾用名胡思义。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代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是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
②周以栗：湖南长沙人。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同时，他还兼任红军总前委 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 红军长征后，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1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⑤周恩来：时任苏区中央书记、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等职。
④中央分局：即指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以项英为书记， 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 坚持斗争。
第三天项英来了，中央分局机关都搬来了，热热闹闹，聊天谈 话，讨论今后怎么办。
我对项英说，这次不能搞大的行动，江西总要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会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 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
第二个问题要考虑领导方式、工作方法。
过去是大规模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 贴标语口号，出报纸，大兵团作战。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 件抄得清清楚楚。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 这 一切都要收起，全都不行了。
大家穿便衣背起快枪，脱下军装，打游击去，让 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 个八个，搞它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
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 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看你怎能抓得完!
野战军到湖南，估计站不住脚。因为不能一到就站住脚。如果能站住脚，中央苏区一两个月至多三个 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 好了。
因此，根本不要打算靠主力，只能靠我们自己。他说我悲观失望，不 同意我的想法。
我说我对革命才不悲观失望。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 后垮台只剩下八百人，我们都不失望。现在我们有几十个县、 一万多人，还 有个中央分局，难道还失望吗?
我看气魄很大，勇气很大，但对你这个领导 我却悲观失望哩!
当时中央苏区是个大苏区，什么都齐全。他们离开的时候， 什么都不愿丢掉。我搬去住的那个房子，有很高的书架子，上面摆着很多的 书籍。
那时项英没事就天天找医院院长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又找图书馆长、 文工团长来谈，告诉他们不要悲观失望，一谈又是半天、一天。
还亲自去埋 机器，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并动员老百姓注意保密。
我说不要忙这些了， 赶快部署打游击吧。他不干。他说他还要看一看，到十一月半、十二月初再 说。
我说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这些人有肺病，又都是高级干部，最好让 他们穿便衣去打埋伏；还有一些不能走的妇女和一些“知名人士”,最好让他 们到白区去，打游击战他们是跑不动的。
他问我：“你想走吗?”
我说我现在 不作这个打算。我希望伤口好起来，能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反正中央苏区 不是一天能搞垮的，中央有任务要我留在这里，总能起些号召作用。
那时候有一万多伤兵，我动员伤兵打埋伏。因为我是高级司令员，又是伤兵，好讲话，伤兵们没话说。项英就不好讲。
我给伤兵们说：“野战军远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每个人都要作准备，回家种田也好，打游击 也好。万一被敌人抓住了，不要叛变。也许野战军大发展，中央苏区恢复，那 时你们再出来。”伤兵们不愿回家，不愿分散。
当时正确地解释局势，给群众 指出一条出路是十分必要的。但项英还是把局势秘密起来，不公开向群众交 代。这是很不合理的。
到了11月底，局势更紧张了。北边敌人南下，南边敌人北上。但是敌人 却还搞不清楚红军出动的情况，一个判断说：“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分留下 在中央苏区。”一个说法是：“朱毛出去是主力，留下是少数。”
种种说法，一 个月都没有弄清楚。以后才查明大部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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