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滞销书编辑，一个人打四份工

我不喜欢写编辑手记。

在我人生近期最讨厌干的事情排行榜上，此事名列第四。前三名分别是：使用AI（帮我写的营销文案驴唇不对马嘴）、给自己做的十来本引进书结算版税（我不大识数，即便销售数字小得可怜，其计算仍令我头疼欲裂）、戴假牙（没错，我年纪不大，两枚活动假牙倒成了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

当然了，不喜欢写编辑手记的最重要原因，是不知道有什么值得记的。

做一本书，主要是沟通各方，将千方百计收到手的文字材料整理清爽，印在纸上，装订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物质产品：现代图书。

我做的这本《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是家族传记，传主之一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是两个图书公司的创立者，他那样传奇的做书人生才值得一记。

我没有他那样有钱，继承了丰厚遗产，所以有底气创图书的业。我没有他那闪着金光的朋友圈，譬如汉娜·阿伦特、里尔克、卡夫卡、黑塞、托马斯·曼。我没有上过战场，在战壕里思考出版反战图书。我也没有历经过逃亡生涯，命悬一线。没有（也不希望有）有他那么古怪的死法。

总之，《衬纸》里这样一个出版人如何做一本书，的确值得记一笔，比如他初次见到“i人”卡夫卡的尴尬场景。

但读者看书就行了。

书出来后，入选做書的“偏心：2024 100位编辑的年度之书”，获得这个消息，我很是兴奋了一阵，也颇仔细地准备了手写卡片、设计师限量喷边版图书等展品。在现场看到诸多读者朋友们在《衬纸》前驻足翻阅，我也很开心。

如果编辑手记能在做書的公号上发表，再多些朋友知道这书，那更是锦上添花。于是我苦思冥想，企图从编书过程中提炼出惊世骇俗的壮举，又或是提出一些高妙的出版理想。

三天之后我放弃了，因为盘剥了自己的记忆之后发现，我做书的过程确是没有丝毫戏剧性。于是决定一五一十地将本书编辑成书过程讲述出来。

如有枯燥之处，那是因为编书本来就是要在诸多杂务中枯坐的。

饥不择食

我是在一片茫然中选择了这个选题的。

2021年7月我来到社里这份社科书的工作岗位，彼时所在社科部门新成立不久，每个编辑都在做选题拓荒。因原创资源少，最便捷的方式是翻版权代理发来的诸多引进图书信息邮件及国外各出版社版权目录。

我之前做过两次图书编辑工作，但没有多少编辑经验。第一次是在一间少儿社编小学教辅，每天面对三年级数学题，有的我竟然还不会做，令我想到面目可憎的小学班主任。第二次是在民营公司做电影书，人年轻，没有什么定力，做了三本就跑去干别的。

来到现在这个工作岗位后，我延续此前做电影书的经验，买了些编剧、写作类书的版权。而其他题材的选择，范围阔大，主要标准是：自己的兴趣、貌似热闹的话题、偶尔冒出的好奇心。

也就是没有什么标准。

2021年9月初，我重复着入职两个月一直在做的工作：翻阅版权目录，鼠标滚轮如同徒劳的风车一样旋转。这天滚过一本书，书名唤作Endpapers。该书颇长的副标题吸引了我：A Family Story of Books, War, Escape, and Home。

吸引我的关键词是book和story。一本关于书的书，有故事。

我看了看版权目录里所附的简单介绍，书中主角之一，是一位在欧美出版界较有名的老出版人，挖掘过天才作家卡夫卡。关键词多了一个。卡夫卡。

我将书名搜索，在美国亚马逊网站得知该书2021年3月刚出版，标上了亚马逊“最佳历史书”的“编辑选择”标签。但半年过去了，只有38个用户评分，实属惨淡。Goodreads好一点，有108个用户评分。

销量一般。

我转而查询国内市场以图书、出版为主题的书，有不少口碑、销量不错的，比如《天才的编辑》。此外彭伦老师十多年间策划的“出版人书系”，亦驱策不少编辑同理想作伴前行。而卡夫卡这名头，难道不是流量的保障吗？

以上就是我简单而粗疏的估计。加上看版权书目看得眼疼脑昏，再看下去要吐了，于是马上写信给版代，要来书稿评估。

因为英文水平的限制*，在Google Translation、免费版有道词典及DeepL网站等翻译工具的大力帮助下，我非常粗略地过了一遍书稿，如同垂髫小儿看《战争与和平》，不明就里，但获得了更多关键词：一战、二战、创业（而且敢开图书公司）、纳粹、残酷战场、流亡、偷情、做书畅销200万册、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三个诺贝尔奖作者。

【*注：我的英文水平当然可以浏览300多页的原稿，只是时间比较长，给我两年时间查字典学单词应该够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关键词在我脑中晃荡，我做了简单（实质上也很粗暴）的判断：认为该书有一个猎奇的故事，有纳粹历史的残酷，有时代的震荡，也有一个出版人的真性情。

说不定可以做。

于是，我将书名Endpapers直译为《衬纸》，提交了选题报告。为了说服我自己，当然更主要地是说服领导，我在报告中列出一些时新热门二战历史书籍销量，包括可以说毫无关系的《古拉格之恋》《东西街：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

但这些历史书在报告中的列举，至少给人一种印象：这段时间的历史读物，大有读者在。

漫长的等待

选题拓荒期间，社里的发展指示是“轻度冒险”，选题并不难通过。但也不能乱冒险。因为从国内外数据，以及图书初步评估来看，卖相不佳。于是我采取了谨慎报价策略，决定向外方报出较低的预付金价格。在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通过邮件来往解决图片版权问题之后，10月向版代提出报价。

随后，这本书就仿佛进入了某种神秘的信息黑洞。外国出版社迟迟不向版代回复是否接受报价。

当年11月，次年2月，我通过邮件询问版代两次，版代只说催过，亦无结果。

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书稿要评估，也有其他书的译稿回来要开始编辑工作。生活中还总要时时关注哪里又发生疫情，出门办事要到哪里做核酸获取证明，是不是要打疫苗。编辑杂务及生活的洪流，迅速将这本书淹没了。

外国出版社的行事速度总是诡异莫测，有时候极迅速地敲定报价甚至合同，有时又宛如《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爬上一棵树大约需要一百天。当时还与同事大惊小怪：“怎么这样！”后来书做多了就耸耸肩：外国人大约的确就是如此吧。

2022年3月11日，喜讯传到邮箱，外方接受了报价。就好像信息黑洞了有人探了头出来，然后又消失了。

过了两个月，合同来了。又过了一个月，外方终于发来电子签链接。合同签署完毕，距我发现此书，已过去十个月。

与此同时，我在高校网站、豆瓣等处也搜罗了一些译者人选，发了一些邮件或是豆邮，通过试译，选择了译过历史及战争类图书的王聪老师。

此时工作生活以及精神状态，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在这个编辑岗位上的第一本书就要下印，终于要检验自己的成果了，内心是存有一些希望的。口罩成了生活标配，核酸亭已遍布城市角落，去书展等活动，也不需要专门跑医院做核酸了。

翻译

在翻译本书时，译者王聪老师是大连一位初中历史老师。他非常勤奋。作为班主任，日常忙碌极了，每天早晨6：20到校，晚6：30下班，日间处理几十个学生的各种问题，组织学生参与学校的各类活动。他常在“看班”的时候翻译，比如自习课，看着学生们写作业时，他就可以趁便翻译两页《衬纸》。有时王老师给我发信息，告诉我翻译消息，是我晨间还没睡醒的时候，而他已经在学校守着学生上课了。周末是他翻译的高峰期，有时给我发来电脑上几千字的稿件截图。

王老师与我保持频繁联系，一是让我看看词句翻译的效果，比如某个英文“稀碎”的段落，是否可做整理，使中文通顺；或者某个成语是否适合上下文语境之类。

二是他报告翻译过程中从书中读到的趣处，如本书传主库尔特·沃尔夫是个“情种”，自己有老婆，还在外面找了许多情人。我说，此乃“渣男”典范，王老师则说，库尔特还兔子专吃“窝边草”，偷情搞出私生子，孩子的母亲是自己出版公司的翻译。由此，我们就1920年代的欧洲婚姻状况做了一番讨论。

三是一些生活片段：他如何研究咖啡豆与磨豆机刻度的配合，以及粉量与出液量的关系。

王老师还会告诉我他与作者本人联系的情况。这本书是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写自己爸爸和爷爷的一辈子，牵扯亲戚几十个。英语亲戚称谓之简单，与中文亲戚称谓之复杂，其间的翻译对应，堪称世界最大待解难题之一。王老师去信亚历山大先生，把亲戚关系全部搞清楚，并将书前复杂的家族人物关系图彻底弄清楚（上面甚至有结婚、离婚、二婚之类信息）。

此外还有文中细节不清晰之处的询问。譬如亚历山大先生在书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他父亲尼科·沃尔夫在二战战场上的残酷境遇，为了避寒，尼科于散兵坑中搭了一个“简易壁炉”，就文字本身来看实属难解，王聪老师去信询问，得到该“壁炉”样貌的详细回答。这类通信信息，编稿时都作为注释放在书中。

当书翻译过半，书中时代已步入二战尾声，库尔特已流亡美国，二次创业，风流韵事不再，苦于在美经营图书公司的种种困境。盟军开始轰炸德国各大城市，库尔特的女儿，也就是作者的姑姑玛丽亚，在防空洞听到炸弹炸开的声音，感受死神在大地轰鸣。

翻译这一部分时，王老师被困在外地一个旅馆里，是求医时在当地遇到疫情封锁。当时全球疫情进入后期，核酸已成为人们心中的某种恐惧与焦躁情绪的开关。

我的生活还是照旧，只不过有时小区封锁便在家办公。过了选题的书稿已经有十几个，来了译稿的也有三五个，又有两三本着手下印。我整日忙于新书营销准备、稿件编辑。虽然书稿还没看，但通过与王聪老师的日常翻译交流，我依稀了解了《衬纸》的面貌。

2022年底，疫情收尾，那段时间许多事情，甚至时空都停滞了。

2023年4月，译稿初稿完成。6月交了终稿。

我其实有些心慌的。此时工作安排表上已经排满了稿件，来不及编辑，看来是要超期出版了。

编辑与校对

王老师来稿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编校流程。

就编稿本身来说，有扎实的译稿，工作较为简单。对着原书将稿子一行行看下去即可。将错别字摘除，将错译、漏译补正，将一些存疑的细节查证清楚。将图片配到合适的文字处，写好图注。然后交给复审、终审。之后再交排校部门同事做三校工作，便完成了总体的内文印前工作。

编稿过程拖这么久，首先当然是我那万恶的拖延症造成的。

编辑的拖延心理来源于对诸般编辑杂务的畏惧。在我们单位，编辑兼具策划编辑、文案编辑、营销编辑的属性，如做引进书，则要兼做版权经理的工作。

有时我会在给外方的一封邮件的措辞上磨蹭两小时，也不想去面对一个封面设计被领导否定三次的设计师。有时候会连续三日编辑一个出版期为时尚早的稿子，也迟迟不肯打开一本已印出三日即将入库的书的营销文案文档。当豆包、ChatGPT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出现时，我会给它们发100个无聊的指令，让它帮我不断调整一篇新闻稿的细枝末节，却也不想打开微信对话框，去为提高一本书的竞价条件琢磨说服领导的措辞。

是的，AI也治不了拖延症。

但不论如何拖延，诸多有deadline的工作必须做完，而如果一本图书没有特别的上市时间规定，那么稿件编辑的deadline则有弹簧的属性，边界较为宽泛。有时候看似紧急的杂乱事务一件件插进一个稿子的编辑过程，就感觉这辈子也编不完这稿子似的，甚至会产生轻微的绝望症状。

但对以编书为业的人来说，《衬纸》这本书倒是在这时给了我心理的支撑。

这本书编辑的过程将库尔特·沃尔夫的完整出版事业展现在我面前。他虽然私生活凌乱，但做书是真理想。虽然他算是富二代，有遗产继承，但第一次创业几乎濒临崩溃，主要因为他创立的是严肃的文学出版社，支持先锋、优秀的作家浮出文学地平线，叫读者看见。他的出版社宣言是：要摒弃一切“文学、政治与种族偏见”，发誓“只关注书籍自身质量的好坏”。

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约瑟夫·罗特、罗伯特·瓦尔泽等日后闻名的德语作家都是在籍籍无名时，经由库尔特之手出版的。库尔特在他们身上没有赚到什么钱。在1920年代德国经济危机时，甚至要使他破产，他的朋友安慰他：

“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是德国最后一场诗歌运动保留下来的文学火种……对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的诗人，无论他们在今日的声名如何，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今日所目睹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只有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望过去，才能对我们都置身其中的这场运动做出公允的评价。”

多年之后，在他的葬礼上，席勒国家博物馆馆长伯恩哈德·泽勒（Bernhard Zeller）发表了悼词，称赞库尔特的出版事业将“敢言之人、最躁动的灵魂、怀才不遇者……收入麾下，当中不乏在后世才大放异彩之辈。”

但命运一定会给坚持以回报。他出版的泰戈尔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卖出了超过百万册的销量，分别在他两次创业中给予他经济上的重大支持。

库尔特最打动我的，是他30岁时给诗人里尔克写的一封信，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出版理念：

“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只能活跃短短数年，而且是在我们真的用心活过的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这样那镜子才不会过快地失去光泽。我还年轻，这些年是这么过来的：热衷于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事情中，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工作中的合作与让步，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这些总令我乐此不疲。虽然我可能会出错，但我觉得，凭自己能力做成的那点好事，足以弥补我弄出的差错。”

做《衬纸》的时候，是我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命运”抱有最丧态度的时候。

到《衬纸》出版之前，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做出11本书，只有一本自然博物的《十三种闻树的方式》加印一次，但加印之后就再难销动。其余不论什么题材，如登珠峰、跑步、人工智能、另一本纳粹时期家族史，都尽皆销不动。我企图拉起来的写作书生产线，做出五本，也无一本有起色，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滞销书编辑。

我自认这些书的内容质量都还不错，于是当然会怪罪于疫情结束之后，书业迎来的史无前例的行业下滑。

“书就是卖不动了！”“营销完全失效！”“10万+的文章也没有转化，没用的！”

但没有一本能卖，是否是自己的选书眼光有问题，营销方法有巨大的、未被自己所见的bug？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发现的。

前提是必须坚持做下去。

最丧的时候，在《衬纸》里看到库尔特·沃尔夫在出版事业的努力，是容易感动的。于是我将他的话反复默念：“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

我虽然是不年轻了，但毕竟退休时间也延迟了，还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