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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人才支撑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动力源泉。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过程,只有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各类人才才会大量涌现,继而拔尖创新人才才会脱颖而出。在科技革命、大国博弈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一起关注《人民论坛》独家文章。



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业链的大国人才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战略资源。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更广泛的人才分布,可以在各个细分领域形成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每个小的方向上都有更多的人才,就有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分工,从而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人才数量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形成正向良性循环: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业链的优势为发挥人才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小的方向上都有更多的人才涌现,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精进;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人才结构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产业生态,抵御外部风险。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家。在芯片制造领域,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庞大的人才储备,正在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追踪报告》显示集成电路连续3年成为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赛道。

中国的创业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拥有一个庞大且成本相对较低的人才库。一方面,依据庞大的人口基数,重视教育的中国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一支数量庞大的人才后备军,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根据2023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在人才竞争力方面继续领先世界,中国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居第45位,但按照五年平均值计算,中国由2013-2018年的第49名上升到2019-2023年的第40名,根据2024年世界人才排名(WTR),中国排名38名,较2020年上升2名。中国的人才结构日趋完善,既有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也有精通技术、善于实践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种多样化的人才结构,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相对较低的人才成本是中国创业者的比较优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3年平均工资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231810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97663元),金融业(171447元),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自2016年以来一直稳居第一,是中国的高收入行业。1998年以来中国、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个人部门支付雇员的平均报酬,通过实时汇率转化为人民币计价,中国的雇员报酬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即使是高薪行业的平均工资也低于发达国家的雇员的平均报酬,由此可见,中国的人才成本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的创业企业凭借人才优势,在移动互联网、机器视觉、类脑科技、生成式AI等人工智能新兴领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企业。根据《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追踪报告》相关统计,2016年至2023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由131家增至375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由近5000亿美元升至超1.2万亿美元,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创业者的创新活力和人才优势。


创新过程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中国产生了大量“从1到10”“从10到100”的模仿性创新,但并没有出现较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在这方面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然而,近年来,这一境况开始出现转变,从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为主逐步转为技术创新引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DeepSeek的出现,DeepSeek是由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其在中国被称为“国运级的技术创新”,在美国被视为挑战其AI霸权的“斯普特宁克时刻”。该模型的技术路径、开源模式以及低成本、高效率、低能耗等特征,加速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DeepSeek的创始人梁文峰毕业于浙江大学,研发人员以年轻人为主,绝大多数在本土接受教育。DeepSeek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本土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潜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人才。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中国有能力自主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氢弹之父”于敏、“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等,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是国家自主培养的人才代表。2019年我国139名新晋院士中,90%以上在国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近80%由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最终授予博士或硕士学位。同时也要意识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过程,只有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大国人才优势。


如何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依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构建系统高效的人才支撑体系,需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

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的升级要求我国不仅要在科技的应用层面进入世界前列,还要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科学技术的底层支撑方面进入世界前沿水平。基于本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的高端应用科学技术,才能避免美国的“卡脖子”。

当前我国战略科学家和高精尖人才群体,明显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如何培养中国的颠覆式创新人才,形成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重要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一次国家人才总体战略的升级。我国要大力引进全球一流的人才智力和创新创业资源,逐步拥有超越世界一流发达国家水平的人才储备。改革中国的签证制度,建立健全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聘用、激励和保障体系。逐步降低外籍人才在华居住、出入境、办理工作许可等方面限制,精简手续,提高效率,广泛吸纳全球精英加盟中国。此外,还要大力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猎头公司和人才服务机构。

第二,顶尖人才的目标激励与环境塑造。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专业化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得到生产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收益及总规模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的显著特点是,它只能被激励,不能被压榨。用伟大的目标激励伟大的人才,是一个投入少、效果好的办法。作为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其颠覆式创新,在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支撑他不断攀登高峰的,是他怀揣着把人类送往火星生存,让人类走向更加广袤的宇宙深处的远大目标。

回顾历史,在中国的春秋年代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都诞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杰出人物的大量涌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杰出人物大量涌现的必备条件。正如庄稼茁壮成长需要沃土一样,尊重年轻人的个性和差异性,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学术的志趣,并为他们的大胆求索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实验条件,可能是“生产”顶尖人才的最好方式。顶尖人才的成长还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

第三,构建完善的人才聘用、评价、管理体系。

在人才引进阶段,要充分发挥人才市场的作用。广泛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和平台,克服人才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人才和岗位的最佳匹配。适应技术变革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加快引进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突破、高新企业发展的开创型人才。在人才工作中也要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用人。政府应该管好人力资源市场,提供就业的信息和服务。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范围应当尽可能扩大,广招天下贤士。

在人才招聘之后,需要有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体系和评价体系。人的能力大小既取决于学校的正规教育、家庭和社会的非正式教育,也取决于用人单位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干中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现代企业应该是学习型组织,通过建立教育培训与企业考核相结合的制度,培养员工终身学习的兴趣和习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鼓励企业加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力度,要构建分层分类人才评价体系。科学稳定的人才评价体系,是激励员工发挥潜能的基本保障。“朝令夕改”,评价标准不一致,会导致人们心理不平衡,甚至人才跳槽。

做好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建设。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表明,创造性工作者的努力程度是不能完全被观察到的,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安排需要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通俗地说,就是使劳动者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出发,做出对集体有利的努力。国家安全部门要建立顶尖科学家的保护机制,预防敌对势力损害我国“国宝级”人才。做好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建设。克服某些行业的“用工荒”、后继无人,避免某些年龄段人才,比如70后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局面。改革一级教授、院士等头衔人士的遴选机制,从推动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出发,设计更加合理的科技人才管理制度。

第四,以博大胸襟涵养企业家精神。

真正的人才都是有棱角的,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敢为人先、敢闯禁区的开拓者。这就要求我们这个社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具有足够的宽容性,不求全责备,不追求完美,善于利用优秀企业家的闪光点,不要过于计较其与生俱来的某些缺憾。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和开放精神等。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美国学者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毁灭”,创新精神意味着创业者对新生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具备强烈的创造冲动、超常的创新胆识、坚定的创新信念,勇于打破陈规陋俗,创立新思想,创造新事物。

冒险精神代表敢为天下先,敢于把这一生一世交给自己选定的未知事业而无怨无悔。风险溢价之谜理论提出,投资于股票、期权、期货这样的风险资产,从长期来看,其收益比投资于短期国债这样的无风险资产的收益高出6%左右。为什么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收益高于无风险资产呢?这是对冒险精神的补偿和激励。这个世界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去开拓新的境界。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五种活动。这五种活动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只有具备探险勇气的企业家,才能切实推进创新活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的战争、瘟疫、洪水和其它自然灾害,有太多苦难和挑战,这是一笔财富,也是导致一些国人过于谨慎,不喜欢冒险的缘由。因此,在我国要大力提倡宽容失败、敢于进取的冒险精神。

契约精神代表着文化信仰,是支撑市场交易达成的精神支柱。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纽带的经济形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签订契约,遵守承诺,等价交换、互利交易才能达成。遵守契约和承诺是节省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增加人类福祉的信用基石。

开放精神是拒绝封闭自大,保持终身学习的胸怀和态度。以色列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经济增长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干中学”国际溢出的程度既影响外贸结构又影响各国的增长率。尽管此类学习在某些行业可能是国家特定的,在其他一些行业可能是国际范围的。物理学中的熵增定律指出,完全封闭的环境中,熵一直在增加,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因此,持有开放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广泛运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提供的机会,在数字经济变革中不断创造商业神话。

第五,倡导静下心来做事的社会风尚。


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制造业领先全球,为了保持并发扬这样的优势,并在高科技领域逐步积累发展优势,要在全社会形成静下心来做事、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文明之中,本来就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唐诗宋词是文学领域的精品力作;赵州桥、苏州园林是建筑行业的传世佳作;景泰蓝、青花瓷是陶瓷行业的工艺典范。鲁班、蔡伦、毕昇和张衡是中华优秀工匠的典型代表。这些传世作品和工匠代表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选定职业的忠诚和执着,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对产品和客户的高度负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人富裕起来,也让不少人形成了急于发财的情绪和心理。在中国“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追逐“好工作”的人又太多,这势必引发家长的焦虑和教育的内卷。新媒体时代,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在创造信息传播奇迹的同时,也使人们的思维和时间碎片化,人们花在读书写字这样令人沉静下来的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因而变得沉不下心来。浮躁、焦虑甚至抑郁状态成为了影响潜心创新的不利因素。

大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积淀更多的百年老店。广泛宣传“大国工匠”“技术标兵”和“全国劳模”这类人群的精神境界,每年表彰一批坚守一线、专研技能、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技术人才。对杰出人才的考核应该有合理的时间周期。有很多颠覆式创新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勇气和耐心,避免考核周期太短引起的短期化行为。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2025年第5期

原标题 |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

作者 |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孙宁华

新媒体编辑 | 常嫦

原文责编 | 孙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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