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家多难，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让很多有识之士纷纷为国出谋划策，其中四川农学院的董时进对日本侵华深恶痛绝，更是对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提出猛烈抨击，
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激进的抗日理论：现在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敌强我弱，若想击溃日本，我们要学一学军阀的那些手段，强拉民夫来当兵，没收大户人家的钱财充公，反正这些百姓逆来顺受惯了，把他们送上前线和日本人一命换一命，我相信他们不敢有一句怨言，如果胆敢抱怨，一律军法从事。
这篇言论见诸报端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校长胡适对于董时进的言论相当愤怒，他说：董时进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国内教育界也深耕多年，也但他的言论却充满了对国人的仇视与鄙夷，如果这才是救国，那亡国又是什么？
为了驳斥董时进，胡适发表了《我的意见不过如此》。文中胡适质问董时进，你提出的“我们”指的是谁，你是其中的一员吗？他们又是谁，董先生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毫无心肝的“我们”驱策着那些逆来顺受的“他们”到前线送死，如果把这当作炮灰的豪言壮语去抗日，决不可学。
面对胡适的批驳，董时进又站出来进行了应对，表示这篇文章是自己在看到祖国河山被日本人践踏时说的一些愤慨之词，不想被人断章取义，本人绝非丧心病狂的军国主义者，可胡适对董时进的解释并不接受，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这个国家的自由，现代化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激进的革命不会为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他们沦为炮灰，以民为本才能让国家有振兴的希望。胡适的论调让董时进无言以对，这段论战才算偃旗息鼓，
时间来到了1949年，胡适不顾新政权的多番挽留执意离开了大陆，而董时进却选择留在大陆，此前他曾去陕甘宁边区进行过考察，对那里的民主之风甚有好感，他称赞这个政党和国民党不同，有朝气，办事务实，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是未来中国之希望，可他又对苏联式的领袖崇拜不感冒，还给边区政府提出不要搞树立伟大领袖那一套，但这些提议都被认为是学者议政，无人理会。
新中国成立后，董时进心情激动，准备为建设国家出力，可是他的思想和新政权格格不入，对于土改政策他非常不理解，专门给中央上书，提出不要在南方实施土改政策，他还将这篇文章自费印刷，然后大规模下发，最终被组织找去谈话，希望他要理解新政策，不要再螳臂挡车，此时的董时进终于明白，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自己已经是多余的人了，在这里碍了人家的眼，第二年四月他知趣的离开大陆，从香港转道来到美国，并定居于此，也让他能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