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病历本上怎么没有患者姓名？”1969年10月17日凌晨三点，开封市人民医院值班护士盯着急诊记录单皱起眉头。正在这时，载着刘少奇的救护车碾过开封古城的石板路，穿过布满爬山虎的院墙，最终停在市革委会一号楼的天井院里。
当这个特殊的“监护对象”被抬下救护车时，随行的北京医护人员已连续工作36小时。他们清楚记得三天前中南海里的紧急会议——10月14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反复踱步，最终用红铅笔在疏散名单上划出那个特殊名字。此刻的刘少奇蜷缩在担架上，右臂因长期静脉注射浮肿得发亮，曾经在开国大典上整理衣襟的手掌，此刻正无意识地抓着沾有呕吐物的被角。
这场仓促转移的导火索要追溯到当年9月30日的珍宝岛冲突。中苏边境的硝烟让北京城笼罩在战备阴云下，东交民巷的外交公寓已开始疏散外籍人员。据时任8341部队参谋的回忆录记载，玉泉山防空工事里存放的机密文件比平时多出三倍，连中南海的柳树上都系着伪装网。在这种紧张氛围中，中央决定将重要人物分散安置，而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指定前往开封。
其实早在转移前半年，这位前国家主席的健康状况就已极度恶化。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负责监护的医生在值班日志里写道：“患者每日排便需四人协助翻身，右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导致皮肤呈青紫色。”更令人揪心的是，由于长期卧床引发的褥疮已深可见骨，护理人员不得不用浸透碘酒的纱布填充伤口。
有意思的是，转移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折射出特殊年代的政治生态。专机抵达开封南郊机场时，地勤人员发现随机医疗箱里竟有二十盒进口盘尼西林——这在当时属于战略管制药品。随行的王姓护士后来透露，这些药品是周恩来特批的，但开封方面坚持“按本地医疗条件处理”，最终原封不动运回北京。这种微妙的药品流转轨迹，恰似那个年代权力博弈的缩影。
在开封的26天里，刘少奇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据当时值班的炊事员回忆，11月5日清晨患者曾短暂清醒，用河南方言要了碗玉米糊，但当炊事员端着热气腾腾的瓷碗跑来时，看守人员以“防止噎食风险”为由拒绝喂食。这个细节后来被收录在1980年平反材料的附件里，泛黄的笔录纸上至今留着炊事员按下的红手印。
不得不说的是，当时医疗处置的某些做法令人费解。开封市人民医院保存的病历显示，11月8日患者血氧饱和度降至危险值，值班医生建议使用北京带来的氧气面罩，却被专案组以“避免特殊化”为由否决。最终医护人员只能用棉被垫高床头，这种原始处置方式加速了肺部感染的恶化。
11月12日清晨，当薄雾笼罩龙亭公园的琉璃瓦时，监护室的电铃突然响起。赶来查房的医生发现患者瞳孔已散大，床头的心电图仪划出笔直的横线。据当日气象记录，开封气温骤降至零下5度，而监护室的煤球炉早在三天前就因“防火隐患”被撤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战备动员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标语在镁光灯下熠熠生辉。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当平反文件传达到开封时，当年参与监护的老警卫在退休座谈会上突然起身，对着刘少奇住过的小楼深深鞠了三个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