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库茨索夫拉基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分享了希腊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性。在专访中，库茨索夫拉基斯详细阐述了沉船遗址的记录工作与水下文物的发掘过程，并强调了跨学科合作在水下考古中的关键作用。他还提到，随着水下博物馆的建立以及公众对水下遗产的关注日益增加，水下考古研究与保护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话题。库茨索夫拉基斯对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的成立高度关注和期待。他希望通过双方的互动与交流，能够将两种源远流长的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为未来的学术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希腊塞萨利大学水下考古学副教授乔治·库茨索夫拉基斯（George Koutsouflakis）的故事始于伊卡里亚岛。他的家族与大海有着深厚的渊源——父亲与祖父皆为船长，海洋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小时候，库茨索夫拉基斯热衷浮潜，常常在海岸线间畅游，探索水下世界的奥秘。16岁时，他开始接受水肺潜水训练，对水下世界的热爱愈加深厚。然而，直到他偶然读到汉斯·沃尔夫·拉克尔的《潜入过去》，他才意识到，水下考古不仅是一种探索历史的方式，更是自己人生的使命。尽管当时希腊并没有专门的水下考古课程，21岁的库茨索夫拉基斯决定投身学术，在雅典大学学习陆地考古，再通过不懈努力转向水下考古。1989年，他参与了多科斯岛附近一处早期希腊青铜时代沉船遗址的发掘，这一经历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坚定了他追寻水下考古梦想的决心。
水下考古的崛起与热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水下考古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哪些重大改变？有哪些技术创新或研究方法正在重新定义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
库茨索夫拉基斯：在我投身水下考古的35年间，这一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潜水训练、设备、伦理和方法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研究的面貌。如今，水下考古已发展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要求考古学家不仅要掌握传统的考古技能，还需要精通一系列现代技术。现如今的考古研究能够深入到40年前无法想象的深度。此外，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全新的水下文物记录方法，不仅降低了风险，还使得许多曾经难以接触的遗址成为可研究的对象。随着这些技术成本的大幅降低，它们在考古项目中的应用也变得愈加普及。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我们很可能是最后一代仍亲自潜水进行考古研究的学者。技术的引入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安全性，并简化了水下发掘过程。
尽管这些进展令人振奋，但它们也引发了一些担忧。如今，许多水下考古学家虽然熟练掌握先进的设备，但却逐渐偏离了学科的核心目标——研究、分析和解读海床上的考古发现。要真正做好水下考古工作，依然需要扎实的古典学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当今二三十岁的年轻学生更倾向于关注现代技术，而非传统的文献研究。水下考古项目中的技术固然重要，但我们必须牢记，它只是工具，而非最终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水下考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佩里斯特拉水下博物馆的开放以及比雷埃夫斯国家水下文物博物馆的筹建，您认为它们将如何影响水下考古的发展？这些博物馆在推动海洋遗产研究和公众认知方面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库茨索夫拉基斯：过去15年，水下考古变得越来越流行，媒体的曝光和信息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全球潜水员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潜水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活动，变得更加普及，且不再需要特殊的运动技能。所以，大家对水下探索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而且，考古学家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提高了水下考古的公众认知度。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是学术圈的专利，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因此，水下考古已经成为公众话语中的重要一环。像水下博物馆这样可参观的遗址，以及干式潜水等技术的发展，让普通人也能在数字环境中探索古代沉船，使水下考古变得触手可及。这些变化有效地激发了公众对这个曾经只能由专家接触的领域的兴趣。
水下考古打开“封闭的时间胶囊”
《中国社会科学报》：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在研究中有哪些区别？水下考古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
库茨索夫拉基斯：水下考古学和陆地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相同的考古学方法论。不同之处在于，水下考古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场景更加复杂。水下考古往往比陆地考古发掘更昂贵、耗时、困难且劳动强度更大。于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做回报较少的研究？”其实，答案很简单。古代沉船拥有其他陆地遗址无法比拟的独特价值。沉船是一个偶然、无计划且具有很大随机性的事件。与陆地遗址最大的区别在于，沉船沉没后，其周围环境的人类干预非常少。它就像一个被时间封存的整体，我们能在它“停滞的时间”里研究它。这是陆地考古学家难以遇到的情形，只有像庞贝这样保存得很好的遗址，或是在发掘墓葬时，才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所以，考古学家常把沉船称为“封闭的时间胶囊”。
但水下沉船考古的优势远不止如此。除了能让我们看到遗物的同步性，沉船常常能提供大量保存完好、状况极佳的物品，远比陆地发掘的物品保存得好。更重要的是，沉船中还可能保存一些在陆地环境中永远无法保存的有机遗物，像木材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没有地中海沉船的保存，我们对古代和中世纪船舶建造的了解将少得多。而且，这些发现不只是木材而已。15年前，我们在罗德岛发掘一艘拜占庭时期的沉船时，还发现了一块保存完整的奶酪，它被包裹在一张有着800年历史的山羊皮里。这种发现，在陆地考古中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水下考古项目通常是如何开始的？大多数发现是通过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系统性调查得来的，还是常常源自渔民和当地潜水员的报告？这些不同的开始方式如何影响研究过程？
库茨索夫拉基斯：任何水下考古研究的开始，首先都要依仗“信息”的获取。水下考古学家不会在没有任何线索的地方开展工作。当然，有时候我们启动一个研究项目，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这也是重要的考古信息，虽然这种结果可能不太容易被公众或资助方理解。因此，在进行潜水工作之前，预先了解一个区域非常重要。这个阶段，考古学家会收集所有流传出来的相关信息，尤其是来自海上行业人士，比如渔民、海绵潜水员、业余潜水员等。在考古学家亲自潜入该区域之前，通常已经有其他人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收集、记录和评估这些信息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就是组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确保研究有个清晰的框架。这个团队包含了多个领域的专家，如考古学家、修复师、建筑师、摄影测量师、摄影师、摄像师、技术潜水员等，确保整个研究按规定标准进行。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制定预算，找到资金。最后，需要制定一份完整的研究提案并提交给文化部审批。我和我的团队可以通过潜水进行最多60米深度的海域探索。如果目标更深，我们就需要借助水下无人机、自动化水下航行器、侧扫声呐等技术设备，这些不需要潜水。
沉船遗址解密地中海海上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南伊乌比亚湾、弗尔尼群岛以及其他沉船遗址的工作，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古代贸易模式的理解。这些发现对古代海上贸易的规模、路线或商品等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新的见解呢？
库茨索夫拉基斯：在过去的20年里，我的研究记录了爱琴海地区超过100艘古代和中世纪的沉船。这些沉船大多是商船，通过对它们货物的分析，我们对古代地中海海上贸易的了解更加深刻。
其中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我们发现这些货物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地中海的远方地区。在我们研究的沉船中，发现了来自黑海、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双耳陶罐，用于储存酒、油、谷物等物品。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古罗马时期，那时地中海的经济和贸易网络基本上在古罗马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例如，在那个时代，一位雅典的买家就能买到来自遥远地中海地区的异域商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有时会深入讨论这种“全球化”的贸易及其对古罗马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我们现在能通过实际的沉船货物，发现与古代文献和铭文中提到的完全一致的商品，真的非常有趣。
通过对这些沉船的全面研究，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信息。这不仅让我们能够分析古代贸易的模式，还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具体的商业策略以及各地区在葡萄酒、橄榄油、鱼酱等奢侈品贸易中的竞争情况。这些商品在古代非常珍贵，是当时社会重要的财富和地位象征。另外，在雅典东南海岸的拉夫里翁遗址工作时，我曾发现一批餐具货物，其中包括19世纪的英国仿制中国瓷器，当时中国陶瓷在西方备受追捧。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沉船遗址，古代港口的发掘也是水下考古的重要领域。您对港口遗址的研究有何看法？
库茨索夫拉基斯：其实，我并不是最合适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我从未参与过古代港口的发掘。不过，我觉得有时学者夸大了古代港口的研究意义。毕竟，很多古代港口的位置在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现代研究中发现完全未知的港口非常罕见，大部分地理背景已经登记在册了。
当然，发掘古代港口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基础设施，但通常只是研究港口设施的类型，而不是重建古代海上航线。而且与沉船不同，沉船就像是封闭的时间胶囊，能提供相对完整的信息。古代港口的地层结构往往因为长时间的人工改建而受到破坏，因此它们提供的考古数据与在古代沿海聚落进行发掘所得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尽管如此，古代港口的研究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对于水下考古学家来说，他们更喜欢在城市附近和浅水区工作。此外，港口遗址对于地质研究有特殊价值，因为它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尤其是在研究古代到现代海平面变化方面。
珍贵水下文物带来的历史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参与重要的水下发掘工作。能否分享一下，在水下环境中获取和保存文物，尤其是像陶器和有机材料这样脆弱的物品时面临哪些挑战？
库茨索夫拉基斯：自2015年以来，我的团队在爱琴海东部的弗尔尼群岛发现了50多处沉船遗址。基于三个关键标准，我们从中选择了一处进行发掘。首先，该沉船保存状况良好；其次，船上的货物包含至少10种来自爱琴海和黑海不同地区的双耳陶罐，这使我们能够重建古代海上贸易路线；最后，沉船位于沙质海床上，这有助于木质结构元素的保存，为我们研究古罗马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自2021年起，我们开始发掘这艘古罗马晚期沉船。在发掘过程中，文物管理问题始终伴随其中，尤其是像我们当前项目这样涉及大量双耳陶罐的沉船，发现的文物既繁多又笨重。这就要求我们在准备好实验室设施保存文物的同时，还要规划临时存储空间，并考虑将来如何在博物馆展示这些宝贵的遗物。
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中有专业的文物保存专家，他们负责精细的打捞过程和后续的保护工作。整个过程都在精心管理和监督下进行。虽然陶土等材料的保存相对简单，但有机材料（尤其是木材）和无机材料（如金属）在处理、运输和长期保存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爱琴海地区进行古代青铜器发掘和研究为它们的运输方式和历史背景提供了新的见解。能否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
库茨索夫拉基斯：相对来说，关于青铜雕塑海上运输的历史背景有相对较多的文献记载，这些文物转移主要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通常与古罗马对希腊城市和神庙的掠夺有关，也与同一时期盛行的艺术贸易密切相关。然而，我们很少能在古代沉船中发现青铜雕塑，但不包括安提凯瑟拉沉船和阿尔忒弥斯神庙沉船。安提凯瑟拉沉船的发现尤为著名，其中出土的安提凯瑟拉机械被认为是一种古代的模拟计算机，能够天文预测，远远超出了其时代的技术水平，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科技和航海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阿尔忒弥斯神庙沉船则以出土的青铜神像而闻名，最著名的是一尊逼真的神像，通常被认为是宙斯或波塞冬，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雕塑艺术和宗教的宝贵信息。除此之外，希腊博物馆展示的青铜雕塑往往是偶然发现的，许多雕塑是渔民用渔网打捞上来的，而非通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因此，追踪这些沉船的具体位置一直非常困难，许多青铜雕塑也缺乏明确的考古背景。
我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案例之一，是在卡利姆诺斯岛附近海域发现了部分保存完好的青铜骑士雕像碎片。令人困惑的是，雕塑的不同部分竟然分别来自不同的地点，这让我们对那些交还文物的人是否可信产生了疑问。至今，我们仍无法确认这些雕塑来自哪一艘沉船。不过，我们已经能够确认沉船的年代，并且确认这两尊骑士雕塑是希腊化时期统治者的雕像。它们很可能曾是一个更大规模雕塑群的一部分，后来在掠夺中被盗走。
国际合作助力希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报》：希腊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在您看来，保护和研究这些水下遗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国际合作是否能对它们起到保护作用？
库茨索夫拉基斯：我参与的研究项目，无论是作为团队成员还是负责人，主要集中在海床勘察而非发掘工作。从1995年起，希腊的国家优先事项一直是记录和保护其领海内的古代和中世纪沉船。而要实现有效保护，首先必须知道这些文物的具体位置。之前，希腊在记录和保存古代沉船方面的工作相对不足。
从2005年起，我开始带领团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旨在发现并初步记录那些此前完全未知的沉船。因此，我们对这些遗址进行的调查大多是取样性研究，主要目的是识别和分析沉船的货物，同时尽量避免破坏沉船作为历史遗址的完整性。在决定从古代沉船中打捞哪些物品时，我们非常谨慎。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现场勘察研究必须先于正式发掘，只有通过获得全面的区域数据，我们才能作出更加明智的决定，确定哪些考古遗址值得进一步发掘。发掘沉船对于水下考古学家来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所以，选择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且仍有未解之谜的遗址非常重要。
我认为，未来希腊水下考古研究的最高国家优先事项依然是系统性地记录和文献化其水下文化遗产。尽管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希腊广阔海域仍然未被充分探索。因此，尚未发现的古代沉船数量可能达到数百甚至数千艘。在全面记录的同时为这些文物建立健全的制度保护，然而，这样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新的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参与，战略性地聚焦于那些从未被探索过的地区，其中一些地区在古代贸易和航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希腊已知古代沉船分布的分析显示，沉船的高密集区域与广泛的未记录区域并存。然而，这种分布并不能准确反映历史上的海上活动，而只是表明了哪些区域进行了调查，哪些区域没有。这种失真突显了继续进行侦察性勘探记录水下古迹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将研究扩展到未探索区域的必要性。
在希腊，从事水下考古的学者数量相对较少，专业核心人员数量约为50—60人，他们经常使用相同的资源。因此，研究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因此，促进与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将极为有益，能够提升研究能力并产生宝贵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雅典如今已成为20所外国古典研究机构的聚集地。对于新成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您有哪些期待？在高度成熟的学术环境中，是否仍有空间容纳新的视角与贡献？您如何展望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合作潜力？
库茨索夫拉基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的成立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相信，这不仅会让中国和希腊两种古老文明之间的对话更加紧密，也为未来的学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雅典作为众多外国研究机构的汇聚地，而中国的加入无疑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其背后拥有与希腊同样悠久的文明。
两种文明之间有很多值得彼此学习的地方，我真心希望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能够帮助希腊更好地理解中国。我也期待中国能够深度、长远地参与到希腊的考古领域，尤其是水下考古。十年前，中国的考古学者曾访问过我们水下古物局，这让我知道中国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我期待看到这种兴趣能够转化为对希腊水下考古研究和保护的实际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新的水下考古计划的启动，您认为希腊水下考古学的下一个前沿在哪里？您认为哪些特定的地区或遗址尚未开发，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库茨索夫拉基斯：尽管希腊的许多地区具有强大的考古潜力，但至今仍有大部分未被系统性地探索。例如，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大多尚未进行全面调查。同样，北爱琴海的岛屿，如莱斯沃斯岛和勒姆诺斯岛，以及包括马其顿、色雷斯和南部伯罗奔尼撒在内的广阔海岸线，仍未被充分勘察。扩大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无疑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古代海上活动的宝贵见解。
未来的水下考古发掘应当依据明确的标准进行，优先考虑那些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遗址。对于已经发掘过的沉船，重新发掘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发掘地点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考虑到每个研究团队的能力，以及确保长期、稳定资金的可行性。最后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它依然是希腊水下考古学的软肋。如果某个发掘项目不能保证至少五年的稳定资金支持，那么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些宝贵的遗迹留待未来的水下考古学家来探索，而不是贸然破坏，重点应放在它们的保护与维护上。
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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