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一个清晨，英国军情六处高官金·菲尔比突然从贝鲁特消失，几周后现身莫斯科。这一叛逃事件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在西方情报界激起千层浪。随着调查深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菲尔比并非孤军作战，他的背后是一群潜伏于英国权力核心近三十年的苏联间谍。这群出身剑桥大学、渗透进外交与情报系统的精英，被后世称为“剑桥五杰”。他们向苏联传递了上万份机密文件，甚至改写了冷战初期的战略平衡。然而，五人中始终有一人的身份成谜，官方档案以“X先生”代称，媒体则称其为“第五人”。这一谜团困扰了英美情报机构半个世纪，直至苏联解体后克格勃档案解密，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剑桥五杰的成员堪称英国上世纪中叶权力网络的缩影。金·菲尔比作为军情六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掌握着西方对苏情报战的命脉；盖伊·伯吉斯在外交部任职期间，能旁听丘吉尔内阁的机密会议；唐纳德·麦克林以英国驻美使馆外交官身份，将美国原子弹研发细节传递给莫斯科；安东尼·布伦特更以王室艺术顾问的优雅身份为掩护，替军情五处执行反间谍任务的同时，为苏联清除潜在威胁。这四人皆出身剑桥大学“使徒会”——一个以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为校友的精英社团。他们享受着贵族教育、出入上流社会，却在1930年代集体转向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历史上最成功的情报渗透案例。
而“第五人”始终隐于迷雾之中。尽管英国军情五处早在1951年便确认间谍小组有五名核心成员，但直到1990年，克格勃档案中一份标注“绝密—仅限主席团”的文件曝光，才揭开了这个困扰西方半个世纪的谜题。
为何“第五人”的身份如此难以确认？答案藏在冷战双方心照不宣的沉默里。对苏联而言，保护这名间谍不仅关乎情报网安全，更涉及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示范价值。克格勃将其档案加密等级设为最高，连大多数高层官员都无权查阅。英国政府则出于双重顾虑：一方面担忧暴露情报系统的致命漏洞，另一方面也忌惮揭开更多权贵阶层与苏联的隐秘联系。
历史学家与记者们曾列出长达数十人的嫌疑名单。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显赫银行家族的第三代男爵、军情五处顾问——因频繁出入间谍小组的社交圈而被怀疑；军情局军官利奥·朗在1980年代突然自认“第五人”，但其供述与已知行动存在矛盾；甚至连作家毛姆都被纳入怀疑范围，因其二战期间曾以作家身份为军情六处在东南亚活动。
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1979年。叛逃至美国的克格勃档案馆管理员瓦西里·米特罗欣携带大量微缩胶片投诚，其中一份1945年的备忘录提到：“‘李斯特’（代号）提供的轰炸计划缩短了东线战事。”这一线索将调查引向约翰·凯恩克罗斯——一位痴迷李斯特钢琴曲的苏格兰经济学家。
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人生轨迹与典型“剑桥间谍”截然不同。他出身格拉斯哥中产家庭，靠奖学金进入剑桥，身上毫无伯吉斯、布伦特等人的贵族气质。1937年，当菲尔比等人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传递情报时，凯恩克罗斯还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博士。然而，克格勃档案显示，正是这种“非典型性”使他成为完美潜伏者。
1940年，凯恩克罗斯进入英国政府密码学校，参与破译德国恩尼格玛密码。他将截获的德军动向源源不断送往莫斯科，其中1941年6月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预警，让苏联得以在纳粹突袭前转移西部军工厂。1944年调任空军部后，他又泄露了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的详细计划，使苏联空军能精准抢占关键目标。这些情报的价值在克格勃档案中得到残酷注解：“‘李斯特’的贡献相当于五个装甲师。”
但凯恩克罗斯始终游走在间谍网络的边缘。他不像菲尔比那样掌握人事任免权，也不具备布伦特接近王室的特殊渠道。这种“非核心化”生存策略，使他成功躲过了1951年伯吉斯与麦克林叛逃引发的清查风暴。当军情五处在1952年首次约谈他时，他仅承认“年轻时有过左翼倾向”，随即继续在英国财政部、教育部等机构任职，甚至曾在北约总部担任经济顾问。
解开“第五人”身份之谜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这群本可平步青云的精英，为何选择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国家？
1930年代的剑桥大学为这场集体叛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温床。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重创西方资本主义信誉，苏联的“五年计划”却呈现工业化奇迹。在剑桥使徒会的沙龙里，年轻学子们争论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将苏联视为人类文明的曙光。纳粹的崛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当英国政客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时，苏联成了他们心中反法西斯的最后堡垒。
但这种理想主义叙事无法解释所有矛盾。凯恩克罗斯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坦言，自己从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传递情报只是加速法西斯灭亡的手段”。档案则揭露了更现实的交易：克格勃每月支付他150英镑（相当于今20万人民币），承诺战后为其提供政治庇护。而菲尔比等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伯吉斯常年酗酒欠债，布伦特收藏价值连城的巴洛克油画）更暗示着某种机会主义心态。
剑桥五杰的暴露彻底重塑了全球情报战模式。西方阵营陷入空前信任危机——军情六处直到1990年代仍对剑桥毕业生设置录用壁垒，美国中情局则借此推动技术监听取代人工情报，催生了“梯队”全球监控系统。苏联则从中提炼出“精英渗透法则”：1984年克格勃编撰的《高价值目标策反手册》明确指出，应优先招募“对本国体制产生疏离感的特权阶层后代”。
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21世纪。2010年美国破获的俄罗斯“Illegals Program”间谍网中，安娜·查普曼等人模仿的正是剑桥五杰的“深度潜伏”策略——以普通公民身份融入社会，等待激活指令。而英国军情五处在2018年解密文件中承认，1930年代被苏联招募的剑桥学生可能超过20人，“第五人”或许从来不是终点。
1995年，约翰·凯恩克罗斯在故乡病逝。英国政府拒绝在其墓碑上刻写姓名，仅以编号“特工7854”代称。官方定论并未平息所有争议：2017年，军情五处前分析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指出，克格勃档案中至少存在三份未被破译的“剑桥间谍”代号；2021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则在庆祝成立百年时，意味深长地表彰了“五位剑桥朋友及其后续追随者”。
这场持续近百年的间谍谜案，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信仰与背叛的时代寓言。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驱动“第五人”行动的意识形态激情早已消散，但那些隐藏在档案黑线下的名字仍在提醒世人：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虚构更离奇，而在间谍世界的棋盘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