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农历3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农贸市场工地上，民工李长发一铁锹下去，竟挖出了一堆银白色的“袁大头”。
随着银元清脆的落地声，工地瞬间沸腾，工人们争相哄抢，连围观的群众也加入“淘金”行列。
这场意外发现的宝藏，不仅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更引发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法律与家族情感的拉锯战。
馆藏银元（配图）
现场失控后，工人们甚至徒手刨地寻宝，最终施工单位报警并通知文物部门。经统计，当天追回800余枚银元，次日专家又在现场发掘出300余枚及银元宝，总数超千枚。
专家鉴定认为，这批银元属于窖藏，即古人有意埋藏的财物。但究竟是谁所埋？这一疑问在两天后迎来转机。
七旬老人郭吉增携孙子郭英群现身警局，声称银元是其父郭宪章所藏，并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家族往事。
郭家大院
郭宪章，清末民初高邑县的风云人物。他早年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曾任山东某县县长，后因厌恶官场倾轧，辞职返乡经商。
凭借经营钱庄、当铺和土地买卖，郭家迅速积累财富，于1929年修建了气派的“郭家大院”（即后来的农贸市场所在地）。
1938年日军入侵高邑时，郭宪章拒绝担任伪职，连夜将家产换成银元埋藏于宅院地下，举家逃往邢台避难。
剧照
抗战胜利后，郭家因“富农”身份宅院被充公。解放初期，郭家大院曾作为团部驻地，期间多次挖出银元：炊事兵拆灶台发现2000枚大洋，农会干部又挖出1500枚光绪元宝。
此后，郭宪章装疯卖傻至死也未吐露藏宝秘密，直到1985年其妻临终前才将埋宝之事告知二女儿，最终传至郭吉增耳中。
郭吉增提出，愿将大部分银元上交国家，仅留少量作纪念。然而，专家认为郭家仅凭口述历史，缺乏地契、遗嘱等物证，且老宅几经易主，无法确认银元归属。
郭宪章后人拿着当年的律师招牌
依据《文物保护法》，地下无主文物归国家所有，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郭家诉求。
郭家后来三次上诉均败诉，1999年一审：法院以“老宅归属集体数十年，埋藏物不可考”为由驳回。2000年二审：因郭宪章去世且无第三方证人，维持原判。终审：石家庄中院认定，郭家无法提供埋藏凭证，银元归属国家。
此案折射出法律与情感的复杂纠葛。支持认为，严格管控能防止文物流失，而同情郭家者则质疑，若家族传承故事属实，强制收缴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出土银元（配图）
专家指出，类似案件的关键在于“证据链”。例如，若郭家能出示郭宪章的埋藏记录、地契或目击者证词，结果可能不同。
而此案中，唯一物证仅有一块刻有“律师郭宪章”的招牌，仍显单薄的证据无法形成整个链条的完整。
郭吉增老人于诉讼期间去世，其孙郭英群仍坚持追讨。如今，银元被收入文管部门，尽管法律已定分止争，但郭家后人始终认为银元是他们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