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古画，竟暗藏考古密码。这幅画的作者是清代胶州大才子、“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在诗、书、画、印、砚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诣。因缘际会，他在老家三里河村附近得来一件陶鬶，带回家在里面种了莲花。陶鬶也很给他面子，莲花养得特别好，还结出了碗口大的莲蓬。高凤翰一高兴，在1745年作了一幅水墨花卉图，又是题诗，又是作记，好一顿夸，让这陶鬶出尽了风头。
20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教授根据高凤翰这幅画的线索，按图索骥找到了三里河遗址。文化薪火相传，由此可见一斑。200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翁拾来插瓶供
《文史哲》杂志1963年2月刊发刘敦愿先生的《根据一张古画寻找到的龙山文化遗址》一文，记述了这段饶有兴味的过程。
1958年冬天，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先生告诉刘敦愿，他在青岛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品中看到一件灰陶罐，上有高凤翰写刻的诗和题记，原文标题是《吸古得深味》，接着是一首诗：“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老翁拾来插瓶供，得结莲房碗大饶。”后面有高凤翰的备注：“余家介子城下，偶得瓦器如罂罐，插莲结莲房，饱绽坚实，竟可为食，以其气足，生物有成也。时乾隆乙丑（1745年）、夏、六月，南阜翁左手志。”
这件陶器小口、圆肩、深腹，时代可能很晚，绝非章丘龙山出土的物品，但有趣的是，韩连琪先生在青岛文物商店又发现高氏一幅水墨花卉（后为山东大学张维华先生购得，并转让该校历史系），其上也有同样的题诗和记事，文字大同小异，但无年月。
画上记事，点名了器物的出土地点。最值得注意的是，画中插有莲花与莲房的陶器并不是上述的形制，而是一个有流有鋬，下有三足的器物——显然是件龙山文化的陶鬶。它虽经画家写意变形了，但时代特征还是非常明确的。刘敦愿注释道：“这种陶鬶在两城镇、白浪河水库遗址中常有发现。其特点是流部较宽短，前二足较短，后一足肥壮，足端作实心锥状。”
在今山东大学博物馆内有一幅照片，历史系几位著名学者刘敦愿、葛懋春、韩连琪、王仲荦、郑鹤声、张维华诸先生研究高凤翰画作。中间为韩连琪先生俯下身子边看边讲。韩连琪是我国著名的先秦秦汉史学家，擅长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
随着学者的剖析，这张画背后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它不是高凤翰的真迹，摹作也不止一张。1959年春天，刘敦愿拿着这幅画请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鉴定。画卷展开后，王献唐立即寻找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印章相对证，结果不是。原来，王献唐在1937年以前为山东省图书馆收购同样的一张画，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其为伪品，不甚珍惜，后来就遗失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幅画是据真迹摹写而来，而真迹定为写实之作。
龙山文化现身三里河
韩连琪先生认为高凤翰题记所说的介子城应该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龙山遗物远在二百余年前已开始被人发现。韩连琪先生这个发现很有价值，但他的这个推论需要通过实地调查加以证实。1959年11月下旬，刘敦愿和历史系蔡凤书、教务科孙坚奋两位同志前往胶县（今胶州市）进行调查，果然在介子城附近找到了龙山文化的遗址。
刘敦愿到了介子城后，发现这里的确是一处古城遗址，但龙山文化层并不在介子城，而是在介子城东约三四里的高凤翰家乡三里河村。画上题记所谓“余家介子城下”者，乃就大体而言，高氏以古地为说，想是为了增强创作的诗情画意。
介子城故址在胶县县城西南不到两公里的古城村，县志认为这里就是春秋时代的介国所在，汉代的介亭，如今村东北角还残存着清代修建的高台和乾隆时代的碑记，原是胶县的一处名胜，不过其上的建筑和树木都已不存。据农民说村中往往出土古代铜器与陶器，村南多瓦砾，但城址已不复见。
刘敦愿一行在村子的东南发现一段长约百余米、高约二三米的墙基，村在一条小河的北岸，夯土中掺有河沙，因此土质细腻，夯层紧密，难于察见；不过墙基上还留有柱洞两三处，其中夹杂有少量绳纹陶片和豆柄等，证明确是一处古城址，至于是否就是春秋时代介国所在，难以判断。刘敦愿仔细观察了村南临河断崖及村中暴露在外的陶片，都未见龙山遗物。高凤翰所画陶鬶，显然不是这里出土的。
于是，刘敦愿一行向高凤翰的故乡去寻找。高凤翰的家乡在南三里河村，在胶县城南三里处，在古城村东面，相距三四里，隔着两个村子。小河自西向东流来，南三里河村在河南岸，北三里河村在河北岸，前者地势很低，后者地势较高。山大的学者们在北三里河村村西发现了一处典型龙山文化遗址，从采集到的标本来看，它的时代和类型和日照两城镇相同。虽然在这里没有看到或找到完整的陶鬶，只发现了少量的鬶片，但从这点标本及陶器组合情况来看，高凤翰画中所见陶鬶肯定是在这里出土的。
在刘敦愿、蔡凤书等先生的努力下，准确发现了三里河文化遗址，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带动了考古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大学考古学科的最初成长。
东夷人这样生活
经过多年发掘和研究，三里河遗址东西宽200米，南北长250米，总占地面积达5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达1570平方米。出土房屋四座，墓葬共发现六十多座。遗址的地层堆积为上下两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上层是龙山文化遗存。下层大约距今4500年前后；上层年代距今约为4300年起至3800年前后。
三里河文化遗存告诉世人，距今4000年的东夷人这样生活——
居民已开始定居，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使用的生产工具有鹿角锄等，既可用于播种，也可以用于中耕松土。考古人员在一窑穴中发现有1.2立方米的粟粒，说明当时已有余粮。这种生产力的旺盛，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时农业发展，推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特别是养猪业。饲养的家猪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并作为私有财产的象征而随葬，如有一墓随葬了猪下颚骨达37个个体。此外，还出现了模拟猪的形象的猪型鬶，说明那时的先民很重视养猪。除了猪，狗也是先民饲养的主要家畜。
刘敦愿还发现，三里河遗址堆积大量牡蛎壳，系从海滨采集来用作副食的，遗址距今胶州湾约十七八里，数千年前可能还要近些。遗址中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形成的，北三里河的居民不明白这个道理，都说这里在古代会是海底，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传说在胶县相当流行，可能暗示着同性质的遗址还有存在，三里河遗址的调查可能为日后更多的发现提供线索。
先民猎取的对象有鹿和野猪等。猎获的动物是先民的美味佳肴，吃剩下的骨角用来制作工具。捕捞的对象，从发现的鱼骨、鱼鳞鉴定，有鳓鱼、梭鱼、黑鲷（黑加吉）、蓝点马鲛（鲅鱼）四种。从发现的鱼骨分析，有的梭鱼长达800毫米，重6到8公斤。人们对各种鱼类的洄游习性已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捕捞蓝点马鲛这种生性凶猛、游泳迅速的外海鱼类，说明当时已有远海捕捞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除了捕鱼，先民还进行采集活动，如螺、蛤蜊和蚌等等，大都供食用。有的壳体也可用来制作工具，如蚌匙等。
从出土文物看，当时手工业的制作技术已经有了一定水平，有的产品制作相当精致。刘敦愿在论文中还指出，当时人们把器腹或口沿突起的弦纹压出一个个圆窝，也是暗纹中的一种别致形式。凹凸纹虽无发现，但类似装饰方法则有之。从两件薄壁的灰陶罐残片看出，其外壁轮廓呈阶梯状下降，形成一种特殊的平行纹，借明暗变化以显示其纹饰作用，十分别致。类似的发现也见于临沂小谷城遗址，这都是轮制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借轮转同时进行装饰的表现。
在三里河龙山文化时期，比较普遍地使用切割石材的方法，磨制技术更为发达，器物造型更为规整，斧、锛等生产工具发现的数量大为增多，玉器有成组玉锦出现。陶器中的薄胎高柄杯，制作之精举世罕见。有一件薄胎高柄杯，器壁薄至0.3毫米，重量不足40克，足以说明手工业制造技术已有相当的水平。
大约4000年前的东夷族已出现贫富分化。有的墓葬中随葬品相当丰富，有的墓中则没有随葬品，还有的墓虽然有一两件随葬品，但制作也较粗糙。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说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了新的转折点，开始走上解体的道路。同时在龙山文化居民的墓地里，墓葬的排列较凌乱，墓葬之间的打破、叠压关系比较复杂，不像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那样排列有序，这种现象反映出氏族中血缘纽带在松弛。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