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23岁女学生打赏主播200万后想退费，直播打赏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最近有媒体报道，2024年10月，一名23岁女大学生在某直播间内打赏主播，累计打赏金额近200万元，后向直播平台提出退款请求。平台回应称，如果主播没有违规欺骗等行为，“成年用户打赏不予退款”。
打赏引发的纠纷，不是新鲜事，面对此类现象，不少声音呼吁，建立用户消费“冷静期”，设置单日打赏上限。具体而言，如对单笔超过500元或单日累计超2000元的打赏，触发24小时延迟到账，允许用户无条件撤回。
设置打赏“冷静期”，借鉴电商购物中允许无条件退款的模式，是在赋予用户“后悔权”。表面上看，确实能减少冲动打赏引发的争议，但实质上，却没有考虑到直播服务的及时性特点，可能引发更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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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直播打赏行为常态化，在给用户带来大量文化内容选择和让主播增收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纠纷。
有的主播为牟取暴利，精心设计出“高额返现”“恋爱话术”等诱导性消费陷阱，此外，未成年人盗用家长账户巨额打赏的悲剧，也屡屡见报端，引发了各种纠纷。
目前，虽然各大直播平台都已上线了消费提醒功能，一旦用户当天礼物打赏金额达到所设置的额度，系统就会对其进行弹窗，提示其理性消费，但极端案例依然未能彻底杜绝。
有声音认为，平台仅仅是对高额打赏进行提示提醒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明确规定打赏的限额额度，延时到账，用户可以无条件撤销。
直播打赏不等于冲动消费，对应的是即时性消费，跟看戏、购物、理发一样的，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冲动消费，但不该因此就对所有的消费都进行限制。
比如，对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要禁止参与直播打赏，对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核查清楚之后必须办理退款。
问题在于，成年人的直播打赏行为，是否也应该用“父爱式”的监管思维来干预？一味为成年用户的消费行为兜底，对提供表演服务的主播而言是否公平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电商领域，推行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是因为商品有可退回的实物属性。然而，直播打赏属于即时性消费，用户打赏往往是基于当时场景中主播的精彩演艺，倘若允许无理由撤回打赏，这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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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存在冲动消费的案例，就认为直播打赏应该可以随时撤回，这种观点实在有些因噎废食，本质上是没有认识到交易安定性（契约精神）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直播打赏作为一种网络服务消费，和其他的消费没有本质上不同，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通过一系列表演行为展现才艺，用户基于对表演的认可进行打赏，为对主播表演支付酬劳。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双方通过平台订立了网络消费合同。在主播不存在违法违规操作的前提下，其收到的打赏自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用户和主播、平台产生纠纷，按照正常消费纠纷的相关法律来处理即可。
例如，有的主播虚构身份，或采用“恋爱话术”诱导用户打赏，这类诱导消费、虚假宣传骗取打赏的行为，平台应坚决予以打击，若诉诸法庭，法律也会支持用户的退款诉求。
然而，“法无禁止即自由”。有人设想对打赏数额进行限制，如一天打赏不超过2000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限制了部分用户高额打赏的权利呢？
设置打赏金额上限，允许用户无条件撤回的提议，看似回应了“激情消费”的治理需求，实则隐含着过度干预市场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中，风险自担是基本原则。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冲动买单。我们不能动辄呼吁权力介入，让国家事无巨细地管理到直播打赏的数额上限等具体细节，而且由于各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存在极大差异，这种上限管理也完全不具有可行性。
事实上，冲动型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直播打赏的特殊性不应被过分夸大。
举几个例子，股票投资者不会因投资亏损而要求券商退款，艺术品拍卖一旦落槌便产生法律效力，我们观看一场演唱会后，也不会因演出效果未达预期就要求主办方退钱。
对直播打赏存在诸多争议，本质上源于，很多人对网络直播服务形式存在偏见，未能将其纳入普通服务型消费的范畴，以平等、正常的视角看待。
直播本质上是一种线上虚拟的表演服务，与其他各类线下服务并无本质区别。主播在平台上展示自我、取悦观众，只要其行为合法合规，所获得的打赏收入也应是合法合规的。优质的直播演艺内容，恰恰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
如果成年人的打赏数额也要限制，钱打赏出去还能无条件退回，其他的服务型消费，是否也该适用这些规则？
当然，对于冲动打赏引发的极端个案，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台有必要不断完善规则，尽到对用户的提醒义务。但不能因这些极端个案，就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提出设置消费上限、允许无条件撤回等限制性措施。
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也不契合法治社会的理念。
对于直播消费中出现的纠纷，正确的处理方式应是秉持法律原则。主播若违规欺诈，要坚决予以打击；用户无理由的违约退款诉求，则不应支持这种“巨婴”行为。要明白，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真正有序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