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和“兵”，简简单单的两个汉字，语义也不复杂。
但组合在一起，在古代却有莫大的杀伤力，作为冲锋与撕裂包围，乃至突袭与追击的绝佳兵种，骑兵在我国古代的军事史上，始终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
原因不必我多说，凡是了解历史的朋友们也都懂，然而回溯古代历史，却总有某个时期的骑兵，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一页。
唐朝骑兵复原画
如曾经征服亚欧大陆，为成吉思汗打下辽阔江山的蒙古骑兵，
再如岳飞领导的“背嵬军”，随岳飞南征北战，更为抵御金国立下赫赫战功，一度被视为南宋时期精锐骑兵的代表之师。
虽然上述骑兵都在古代战争史中留下威名，但同样不容小觑的，还有唐初的骑兵，众所周知，唐朝开国之初，局势一度不稳，突厥趁此间隙，南下入侵，竟一路攻至泾阳，距离长安城仅有四十里，为避免由于军力不足导致的战败，一生彪炳如李世民，也只能签订颇具屈辱性质的“渭水之盟”，欲求和突厥。
所以等到唐朝局势稳定以后，如何发展能与塞外游牧民族匹敌的骑兵，就成了李世民的首要大计。
但骑兵的发展，或是战斗力的提升，并不能一蹴而就，反而要先考虑两个先决条件：
一是马。
二是兵。
为何首要考虑马呢？
原因自然不必多说，因为骑兵正是依托胯下战马，才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匹优良骏马所能带来的冲锋速度与突破性，不是普通马匹所能匹敌的，然而对于马的选择与饲养，又极为复杂，不像人可以在短期内经过训练，直接上阵杀敌，战马所要考虑的因素则更多。
所以如何选择合适的牧场，如何养马，如何训练战马，就成为了唐初时发展骑兵的三大难关。
我们按顺序来说，先说第一个难关：
如何选择合适的牧场？
按照地理的分布来看，我国古人对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生长出的马匹具备哪些不同，有着清晰的认知。
一般而言，位于大兴安岭到祁连山以外的西北地区，由于降雨充沛，土地辽阔，且草地覆盖面积甚广，因此十分适宜发展畜牧业，且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更适合马匹的日常活动，营养充足的同时，能够为马提供广阔的奔跑空间，所以这一广阔地带生长的马匹，善于奔袭，体力充沛，身躯健壮，综合素质优于其他地区生长的马匹。
示意图：大兴安岭天然牧场
但光有地不行，还得有高效的系统与制度去运作，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出地的优势，培养出更好更多的优良马匹。
所以唐朝开国，尤其是贞观之初，成立了负责培育战马的三大机构，分别是：
太仆寺，驾部，监牧。
太仆寺，始于秦朝，为中央管理机构，主掌车辂、厩牧之令，总领一国马政，可以说凡是跟“马”有关的事务，太仆寺都有权负责，比如皇帝出行用马，国内畜牧饲养，百姓马匹交易等，唐代同样沿用此制，只不过有所调整。
驾部，始于三国曹魏，同属中央机构，在唐朝，驾部等级稍低于九寺之一的太仆寺，设尚书郎一名，掌仪仗、驿传、厩牧等事。
监牧，顾名思义，是指负责监管养马的机构，为地方性机构，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机构，是监牧的上级主管单位，而监牧分属各地，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主掌牧区畜养。
贞观初，为大力发展骑兵，饲养出优良战马，唐太宗便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共四郡之地设立监牧，下辖的总牧区，达数千平方公里之广。
《监牧颂德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
此四郡基于上述所说的特点，一是降雨符合养马需求，二是草地辽阔，三是荒无人烟。
于是在此基础上，选择此四郡作为主要的养马之地，为马匹提供了充足的生长条件。
既然合适的养马之地有了，又将面对如何养马的问题。
古人之于养马，自然是有着非比寻常的认知，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同，那时的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民间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对马匹的种类，饲养，速度，都掌握着系统化的理论与技术。
但考虑到马匹饲养知识的复杂性，为方便读者理解，咱们在这里，只说两个简单的知识点：
第一，饲料。
对于马匹来说，饲料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在唐朝，关于马匹的日常饲料配比，有着十分严格，乃至无比精确的规定。
按照《唐六典》中的记载，甚至精确到一匹马每天的饲料供给：
《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诸尚乘马，秋冬日，给蒿一围，粟一斗，盐二合。秋夏日，给青刍一围，粟减半。
如上可知，秋冬时，给蒿一围，此处的“蒿”好理解，自然是草类植物，那么“一围”呢？
其实这个单位非常生动，是指双臂合抱的长度，即是“一围”。
粟（sù），自然就是北方俗称的“小米”，每日为一匹马提供一斗，其中还要放入盐。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给马喂盐呢？
难不成饲料里没有咸味儿，马吃着也不香吗？
其实不然，盐分几乎是每一种具有汗腺，靠汗水排热的动物，所必须的物质成分，而盐在动物身体中的作用，主要是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存在，起到调节动物体内酸碱平衡与水分平衡的作用，所以喂马吃盐，能够让每天排出大量汗水的马匹们，及时补充体内的盐分，维持正常的酸碱与水分平衡。
所以每天训练马匹，进行大量奔跑过后，一定要在马匹的饲料中加入盐分，如此才能使马匹得到充足的盐分补充。
如上，正是唐初时关于马匹饲料的配额标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对于马匹喂养的重视，而非民间那般相对来说简单的散养，反而具体到每日的饲料标准，以及有专人负责进行配比。
既然说到专人负责饲养，那就来到了第二点：
第二，牧丁。
在唐朝，官方机构饲养马匹的专职人员，称为“牧丁”。
终唐一世，牧丁人数最鼎盛时期，为贞观时，人数一度多达数十万，与之对应的饲养马匹，也多达七十万之巨。
《新唐书·兵志》：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七十万马匹，是从唐初的“五千匹”塞外战马，经过精心饲养与培育后，缓慢发展而来。
也就是说，唐初时的战马总数，仅有五千匹，且大多是通过战争俘获的敌人战马。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
唐朝开国，虽说打下了江山，可关键性质的战马数量却不多，甚至可以用“惨淡”二字来形容，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先是与突厥人作战，缴获突厥战马2000匹，后又从隋兵手里得到3000匹战马，随即将这5000匹缴获来的优良战马集中送往陇右，而唐朝的监牧制度，也由此展开。
牧监：为唐代监牧制度下的官职，上监各置二员，正六品下
另据玄宗时群牧都副使——韦衡身后的《韦衡墓志》记载：
贞观初年，大唐帝国实有马匹仅三千余。
从这句话来看，再加上前文所述的《新唐书》记载，我们可知一个大概的数量范围，其实唐贞观初年，整个大唐境内的战马保有量，仅为3000-5000之间，试想以大唐的幅员之辽阔，仅有将近5000匹战马，对比之下，对于国防建设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唐朝疆域图
但自从唐太宗大力发展马政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养马牧丁，在监牧制度的运作下，去往广阔的牧场与边陲地带，凭借自身精通的养马知识，将最初的5000匹战马，硬是培育出70万匹，这其中付出的努力与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后来的战马数量如此之多，牧丁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牧丁的存在，唐朝的战马也不会发展出如此鼎盛的规模。
《新唐书·兵志》：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客观来看，我们所熟知的唐朝强大，并非一蹴而就，反而也同样有着开创之初的隐忍，从最早带有屈辱性质的“渭水之盟”，到唐太宗重视马政，以求能战胜突厥，中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同时也验证了完整的制度与合适的专业人员相配合，足以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虽然征服突厥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强大的骑兵在征伐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后面的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的秋天，唐太宗命李靖征讨突厥，其中，李靖率领3000精锐骑兵，突袭颉利可汗，突厥大败，颉利可汗乱中逃窜，却终没能逃过大唐铁蹄的追击。
同年三月，东突厥宣告灭亡，自此，“西北诸蕃，咸请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
如果我们再往前回溯，自公元617年到公元629年，整整12年的时间里，年纪轻轻的唐太宗李世民，可谓始终受突厥掣肘，尤其是“渭水之盟”带给他的屈辱，使他清晰的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征服塞北的游牧民族，强大的兵力固然是关键，但比之更为关键的，是与游牧民族赖以为战的骑兵。
万幸，经过将近一代人，整整四十年的努力，大唐王朝终于有了问鼎塞外的强大骑军。
再到贞观十二年，即公元638年，大唐宣告于世：
东突厥并入唐朝版图。
这一年，唐太宗四十岁，完成了数百年来无人可及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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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监牧颂德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
《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诸尚乘马，秋冬日，给蒿一围，粟一斗，盐二合。秋夏日，给青刍一围，粟减半。
《新唐书·兵志》：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
《韦衡墓志》：贞观初年，大唐帝国实有马匹仅三千余。
《新唐书·兵志》：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