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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是对华战局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发动的，而日本“决心对美英开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针对美国强硬要求我自中国全面撤兵，为了自存自卫不得已采取的决策，是以解决中国事变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图为目标而专意前进”。
所以，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延长和扩大。
1、被迫划出的海上“绝对国防圈”
日军饮鸩止渴，以战争助战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日军大规模向南方进攻，固然掳掠到大量的战略物资，控制了许多新的战略资源，但是新的战争却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新消耗。日军初战顺利，占领到许多战略要地，而新战场的开辟造成战线扩大，有新的地区需要保护或占领，致使兵力愈加不敷使用。
通过总动员而仓促征调上阵的新兵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兵员素质显著降低。大量青壮劳力被驱赶上战场，造成国内生产停滞，经济衰退，国家力量下降。
日军幻想德、意在欧洲牵制英美诸国，但德意在欧洲的战争自1942年即开始走下坡路。中途岛战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就曾写道：“德意败，日本危。对轴心国的战争合作，要确立对策。”
同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翌年2月德军斯大林格勒会战惨败，残部投降，精锐被歼灭33万余人，2月5日意大利改组政府，墨索里尼兼任外长，加强独裁。但不到半年，意大利法西斯大议会又通过议会推倒墨索里尼政府，由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下令解除墨一切职务并将其逮捕，由原陆军元帅包多利奥出任首相，着手铲除法西斯党，宣布全国戒严，9月正式投降联合国军队。
其后墨索里尼虽被德军救出，德军进入意大利，但意大利已完全无力支持轴心国的战争，法西斯在国际上遭受严重挫败，对日本的扩张带来了沉重冲击。
日本对于海上及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同样是强调攻势作战的。
在太平洋初战胜利时期，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曾强调：
“作为联合舰队之司令官，不能采取长期持久之守势。海军需要采取攻势予敌沉重打击。敌军备力量为我之5~10倍，如不对之各个击破，将何以进行长期战？必须经常猛烈攻击敌之弱点，否则无以维持不败态势。”
山本还认为，在消灭英美舰队，取得经由印度洋等地与德国自由通航态势之前，作战一步也不能放松。但是，日军这一攻势战略遭受惨败，中途岛一战日军损失大型航母4艘、重巡1艘，重伤重巡、轻巡各1艘，从此失去了大规模对美攻势作战的机动力量。决战战略完全失败，迫使日军统帅部考虑回避新的决战，实行持久防卫战略。
但日军对战争发展进程又一次估计错误，认为中途岛战后，美军有可能转入对日反攻，但这一反攻不会早于1943年夏季出现。
没料到美军却在中途岛战后仅两个月，即展开攻势，于8月7日对南太平洋战略要地瓜达长纳尔发动进攻，完全打乱了日军战略部署。在长达半年的瓜岛之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地面部队3.5万余人，被歼灭2.4万余人。由于中途岛战后日军失去制海权，海上交通线被美军控制，岛上日军弹尽粮绝，同年底决定放弃瓜岛作战。
翌年2月，用一周的时间，将残剩岛上的1万余陆海军人分批撤退。瓜岛之战使日本海空力量再度消耗巨大，更深地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美军夺得瓜岛，使之作为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基地，对日军造成巨大威胁。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连同其随从为瓜岛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所拦截，山本被击毙。
在北太平洋日军被迫作战略收缩，5月30日阿图被美军攻占，日本决定停止在阿留申群岛方向作战，弃守基斯卡岛。整个北太平洋防线被压缩到了千岛群岛一线。在东南亚战场，英印军队于1942年底对缅甸西部重要海港阿恰布发动进攻，又由温盖特准将率领特种部队在缅甸中部地区展开游击战，迫使日军投入大量作战部队进行作战，进一步遭受巨大损耗。
在这政治、军事处于全面劣势的情况下，日军统帅部重新分析形势作出决策。1943年4月20日，参谋总长杉山得到如下报告：
“敌人反攻的威力及速度大大超过我之预料。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目的，由于空中形势变化，特别是后方的补给问题，已不可能实现。…必须抛开以前的观念，预见战争全局的将来，希望断然进行战略转变。”其后杉山表示：“自开始就是勉强发动的战争，无论是第一线还是国内，可以说弓弦正在绷紧，因此恐不能轻易撤退。然而船只逐渐枯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无论如何努力，现有战线也恐将不保。”
要求在前方作战之同时，“迅速向后方重要战线部署兵力和储运物资，准备日后之总反击。”
9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正式制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终于决定要采取守势战略，并划出了一条日本务须确保的防守界限。
其决定的方针主要是：
“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急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
规定其要领为：
“排除万难，大致以昭和19年(1944)中期为目标，继续确立对付美英进攻之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及摧毁敌之反攻战力。”
该纲领规定的对中国战略，亦显然被迫采取守势：
“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日本划出了一条必须在守势条件下加以确保的海上“绝对国防圈”，其范围是：
“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
如果对比太平洋开战时，日军所确定作战计划的目标与语调，变化何其太大。当然日军在大陆和海上的防卫线虽是被迫划出，也同样是守不住的。
2、东守西进战略的确立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入守势，却试图对大陆西南地区强行展开攻势，即实行东守西进战略，以改变战略态势。西进的目标包括印度等地，但主要是以四川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
早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即企图乘势对华采取积极作战行动，认为：
“切断滇缅路线之效果，预料于切断数个月后，其影响可迅速达及于全中国。故认为选定此一时期进行积极策动为有利。”
策划于同时进行“稍大规模的作战”，即长沙、常德作战与西安作战，并准备在这基础上进攻重庆。攻占重庆是日军认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侵华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说：
“在适当时候进行重庆作战。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断然进攻重庆，迫蒋政权屈服。”
而对南方初战胜利，也导致对重庆作战论迅速抬头。一方面，征服中国是日本对外战争之核心目的，日军认为只有征服中国，才能“解决”印度问题，“解决”南方问题与“解决”苏联问题，并强调对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来说“只有在1942年解决对华问题，才是此项战争计划成败的关键”。
另一方面是安排作战的时机问题，日军在3月的一份策案中决定：
“加强对重庆的战略进攻态势，…以今年夏秋为目标予以推进。”4月的另一策案又提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后现在的事态，乃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所未尝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绝好机会。”
重新筹划进攻重庆，构成了日军西进战略的核心内容。
但是从根本上看，日军对于进攻四川并没有必胜的信心。鉴于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在战略与经济等方面又有四川的特殊地理条件，故日军大本营也认为：“不能期待蒋政权的急速屈服。”
而最为主张进攻四川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也表示：
“关于四川作战我一向是主张的，但研究后知道，需要同时使用伞兵部队。如不先占成都、然后东向进攻重庆，则即使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事变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在作战目的方面，也停留于泛泛而论，在3月议决的《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中规定：
“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军各部分崩离析而使重庆政权愈加丧失统治力，”等等。
对四川作战尚未形成定案，太平洋战场形势已经恶化。日军对四川作战又提出了新的目的和要求：“以对美作战促进解决战争，确认暂无成功希望。莫如以对中国作战打开出路”，也就是“依靠对重庆、成都的军事进攻，或从大局着眼的日中和平方略。”
根据这一构想，日军统帅部要求立即实施对西安作战，然后对重庆进行最后的攻击。6月19日作战部长田中新二曾通知中国派遣军于10月中旬发动这一作战，其后陆军部又决定将西安、重庆两作战连续进行，时间初定于1943年春。
方案为：
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另以一部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现占领区安定。日军称此方案为“51号作战”。计划投入担任进攻的部队为16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两个飞行师团，规模超过太平洋开战时投入的兵力。另部署15个师团、14个混成旅团担任守备，总计投入约40个师团。7月中旬，参谋本部作战部决定实施上述方案，海军方面因中途岛战败，短期内无法扭转海上态势，也一反过去的不积极态度，支持对重庆作战，力争先解决西方战线问题。
当对四川作战就要正式出笼之际，日军最高统帅部再度陷入犹豫。东条首相兼陆相担心，集中日本最大兵力“一头冲入中国”，对英美作战及对苏战备都将受到影响。且德苏战争局势如何发展，都是未知数。
制定该作战计划的作战部长田中也写道：“资材方面的困难，姑且不论。陆军省对重庆作战从政略的大局观察，并无十分把握。此外，海军方面对重庆作战抱不反对态度的未必是多数。因此实施重庆作战的前途，决非易事。”
而田中之所以仍然主张对四川作战，是认为：“虽有许多困难，但应考虑如不实行则战争形势将如何发展？…无论如何也要实施5号（对四川）作战。”
关东军方面则表示反对：
“即使在中国展开大规模作战，其结果也将一如既往，只能在点与线上作战，很难使蒋政权屈服。而且进攻的地区与现有占领区相比，又未必是生产发达地区。”
日军内部各种讨论，经东条于8月15日裁决，决定于1943年2月前后发动对四川的“51号”作战，同时还准备由南方军进行对印度东北部进攻，占领阿萨姆邦和吉大港，目的之一是“切断援蒋航空路线”。
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规定日本战略方针“在太平洋方向加强防守南方现有占领地域，遏制敌反攻企图”，也就是在太平洋方向暂取守势，另在印度洋海域及中国、印度等方面采取攻势。“实施逐次占领印度大陆要地的作战”，目的是“为了切断对华空中通道”，中国“按目前形势发展，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但是“如严重打击重庆政权抗战重要支柱的中央军，进攻其保有整个军需生产约二分之一，最大物资补充来源地，而且建有美英空军基地的四川，摧毁重庆政权的根据地并予以占领，则有极大可能使蒋屈服。即使蒋政权不屈服，也将名存实亡，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
又决定将原51号作战代号改称为5号作战。9月4日，日军统帅部以大陆指第1252号指示命令准备实施对四川的5号作战。至此，日军决定的东守西进战略大体确立。
3、五号作战的无奈结局
从上述可见，日军的西进即进攻四川战略的确立，是战争受挫的产物，是以攻助守。所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9月6日得到报告后，在日记中写道：
决心通过进攻四川作战打开局面，完全是孤注一掷的行动。在同美国作战中，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需物资用来进攻重庆，但作为穷极之策，陆军省也同意了参谋本部的意见，只是对10月下旬是否实施仍保留意见。目前实施作战的可能性只有50%。
在9月9日召集部下的会议上，这位总司令领头高呼：
“为了我军的荣誉，我号召全军进行殊死的战斗。”骄兵变成了哀兵，蛮干拼赌的情况灼然分明。
尽管如此，日军的西进战略仍不能实施。瓜岛之战比日军预料的来得早，败得快，东线防守失利，物资消耗巨大。
畑俊六日记中曾记述，大陆日军向海军通融飞机汽油，却因海军自身难保，终被拒绝。面临重重的困难与危机，9月19日大本营首先指示限制印度方面的第21号作战，据9月25日《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记录：“目前对印除静观外别无他策。”
同时大本营于9月22日通知中国派遣军“5号作战不得不延期”。
日军准备考虑放弃对包括印度和中国西南在内的整个西进计划。
1943年11月上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经多次讨论，作出世界形势判断，其中对重庆政府的估计是：
“（一）人的资源丰富。（二）财政经济虽极穷困，但粮食及轻武器均可自给，因此不能期待其抗战态势很快发生破绽。（三)军队、陆上部队约300个师，航空部队约有飞机100架，虽装备不良，但不妨碍消极战斗。在华美航空部队约有飞机70架，并在逐步增加中。（四）蒋介石地位仍然巩固，其统帅力尚未削弱。”
日军统帅部还同派遣军联合研讨对华作战，而派遣军没有把握实施5号作战，却另提打通粤汉及平汉路作战，这一提案形成后来1号作战基础。
鉴于实际态势，参谋本部由11月7日通知派遣军参谋部：
“关于5号作战问题做了多种研究之后，鉴于全面情况的变化，尤其是有关船舶及国家物资动员（预计可得到的军需品数量急减)关系，判断在1943年实施此作战至为困难，此问题当于最近决定后另行指示。"
实质是准备取消该作战。12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提出终止该作战准备，以免消耗战略物资，促成最后决定。
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367号命令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决定中业”5号作战。
畑俊六在12月13日记述：
“总之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补充兵力和资材，因此中央希望明年进攻作战一律停止，其他作战在明年夏初对南方作出推断前暂时停业。”
日军动议的西进战略，包括筹划已久的进攻四川作战，完全夭折了。其后在更为恶化的战局中，日军统帅部还有人包括后任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都建议过实施四川作战，但再也没有形成过上述那样正规的决策案，当然也没能得到实施。
对日军强硬派来说成了一种难受或遗憾，如畑俊六说：“形势如此剧变，极不愉快，但全面情况所致，别无良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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