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生忠同志，听说你修路修到唐古拉山都不用铁锹？”1955年1月的北京中南海里，毛主席握着总设计师的手，眼角笑纹里藏着考较的意味。慕生忠放下刚夹起的红烧肉，抹了把络腮胡上的油星：“报告主席，高原冻土比铁还硬，铁锹折了三百把，倒是牦牛角磨的镐头顶用。”
这番对话发生的三周前，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的鞭炮声刚在昆仑山口散去。这条从格尔木直抵拉萨的“天路”，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仅用七个月便贯通雪域，创造了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而总设计师慕生忠的传奇，要从三年前藏北草原上的一堆驼骨说起。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墨迹未干，拉萨街头就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暗战。时任十八军独立支队政委的慕生忠，每天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帐篷里，盯着暴涨的物价单直嘬牙花子——青稞价格半年翻了二十倍，银元在黑市上打着滚地贬值。某个飘雪的清晨，他裹着老羊皮袄蹲在哲蚌寺墙根，听见两个康巴商人的嘀咕：“汉人撑不过这个冬天，他们的骆驼都饿得啃鞍子了。”
这话倒不算夸张。慕生忠带着进藏的27000峰骆驼，走到当雄草原时已折损四千余峰。白茫茫的旷野上，倒毙的驼尸成了最刺眼的路标，腐臭味引来成群的秃鹫。炊事班长老赵曾红着眼眶说：“政委，再这么下去，咱们的战士要吃骆驼肉充饥了。”慕生忠没接话，弯腰从沙地里抠出半截驼铃，在掌心擦得锃亮。
转机出现在1953年深秋。刚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完字的彭德怀，在北京总参招待所见到这位不速之客时，着实吃了一惊。慕生忠腋下夹着牛皮纸包着的高原冻土样本，军装肘部打着补丁，开口就要30万修路经费。“老慕啊，你知道国家现在多困难吗？”彭老总掂量着冻土块，突然把样本往桌上一磕，碎渣溅到作战地图上：“好家伙！这硬度能当炮弹使！”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成青藏公路立项的，竟是慕生忠在总后勤部闹的“笑话”。当被问及需要多少卡车运输建材时，这位“骆驼将军”脱口而出：“要啥卡车？给我十辆胶轮大车就行！”满屋参谋哄笑之际，他掏出自制的等高线地图——那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的路线，完美避开了所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垭口。
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河畔响起了第一声开山炮。1200名筑路队员里，有刚摘掉文盲帽子的翻身农奴，有戴着深度眼镜的技术员，还有慕生忠从兰州监狱“借”来的二十个会开山放炮的劳改犯。工具简陋得令人心酸：十字镐头是用美军轰炸机残骸熔铸的，运石料的柳条筐里衬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旗，连测量仪器都是德国传教士留下的老古董。
唐古拉山段的施工堪称炼狱。民工扎西次仁记得，有天清晨发现帐篷里少了三个人——两个技术员和劳改犯王二狗。慕生忠带人踩着齐膝深的积雪搜寻，最终在冰瀑下方找到冻成冰雕的遗体。王二狗怀里紧抱着炸药箱，技术员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着：“风向东南，爆破点偏移2米。”慕生忠摘下军帽，对着雪山鞠了三个躬，转身吼得整个山谷都在震颤：“给老子继续炸！”
不得不说的是，这位“拼命三郎”也有柔情时刻。在昆仑山口架设“天涯桥”时，慕生忠发现石匠老李偷偷把半块青稞饼塞给藏族孤儿，当即把兜里仅有的两块压缩饼干全塞了过去。后来桥墩浇筑缺水泥，他二话不说拆了自己的指挥部，把墙皮灰都刮得干干净净。当第一辆军卡摇摇晃晃驶过木桥时，老李蹲在河边抹眼泪：“这桥墩子里，有俺们政委的房梁呢。”
1954年12月15日，当慕生忠的吉普车碾过拉萨西郊最后一道车辙，布达拉宫金顶正在晨光中苏醒。他摸着方向盘上结冰的霜花，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些倒在藏北的骆驼。现在，钢铁骆驼终於踏平了天堑——青藏公路每公里造价仅2万元，是康藏公路的1/25；全程1200公里竟只架设了3座桥梁，慕生忠的“少桥多填方”策略，让毛主席担心的“炸桥”难题成了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