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现在有很多工作,听上去非常高大上,而且还是白领,并且和现在火热的AI相关,比如数据标注师,如果细看这些工作,其实和当年国棉厂里踩缝纫机的女工没什么区别。



这些工作不需要任何技能,甚至都不用动脑子,依靠人类进化几亿年之后生物本能就能完成。

从表面现象来看,科技发展与打工人去技能化似乎呈现出一种同步趋势:即科技越发达,打工人去技能化现象越严重。

之前工厂还有八级焊工,九级车工,可是随着自动化焊接愈发成熟,数字化车床越来越先进,工作性质与看大门的保安没什么区别。

然而,科技发展与打工人去技能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去技能化实则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所谓的“科学管理”。

这就要说到工厂当中常见的“泰勒式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模式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超大规模公司企业纷纷涌现,迫切需要更科学的管理模式,泰勒管理方法便应运而生。



泰勒认为工人天生具有惰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基于此理念,科学管理旨在操控工人,使其遵循标准化流程,完成极端细化的任务。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只需重复执行几个单一的任务就能完成工作。虽然短期内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但工人却沦为了机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

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流水线,如果你能够手搓一台iPhone,性能的好坏完全凭借你的手艺,那么你在其中的价值便能够体现。可是现在生产一台iPhone有上千道工序,个人的影响因素非常小,所以这就造成了生产过程中构想与执行的分离。

管理者负责构思工作目的、方法和流程,而工人只需按部就班执行,无需运用脑力。这使得工人原有的技能无用武之地,工作仅需熟练做出特定动作即可。对于资本而言,去技能化不仅能防止工人偷懒,还能驯化工人,使其成为易于管理的劳动力,同时压缩劳动力价值,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在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工人逐渐被驯服,成为资本家眼中“合格”的劳动力。所谓的“科学管理”本质上是对劳动力的全面控制,去技能化是其重要手段,它缺乏科学应有的客观、中立精神,目的是帮助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

从社会整体来看,高技能工作对劳动者技能要求降低,导致全社会打工人技能含金量普遍下降,出现了科技水平上升而人的技能水平退步的怪象。

我毕业之后在郑州某工程机械厂工作,某些技能很高的工人师傅掌握整个生产流程,具备发明和创新能力。但这些有技能的老师傅难以管理,他们因自身技能而骄傲,更愿意遵循自己的工作节奏。

去技能化后,工人们都失去了骄傲的资本,议价权也随之丧失,只能听从管理者的安排。



抛开富士康不谈,郑州上市企业规模比较大的宇通客车、郑煤机、明泰铝业等,依然遵循着泰勒管理方法。所以这些企业当中,加班文化泛滥成灾,而且大多是无偿加班。

企业认为员工加班无需成本,即使员工装样子也比不加班好。部分员工加班会使其他员工产生压力,最终形成磨洋工式的加班文化。

员工为避免加班时无事可做被领导安排新任务,白天工作时会有所保留,晚上再完成白天剩余的工作。基层领导虽了解这种情况,但自身也是受害者,不敢让员工提前下班。

在这种氛围加持下,别说双休,能够正常上下班都非常困难。之前我在《要不要在郑州找工作?》当中描述了,上述那些大企业工作,如果单论月薪,工资确实很高,但是换算成时薪,其实并不高,想超过40元/小时非常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郑州的大企业很难留住人的原因,无论白领还是蓝领,都遇到青黄不接的问题:老人要退休,新人留不住。老一辈能吃苦,新一辈对于这种加班熬出来的月薪,越来越无感。



尽管白领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但其工作内容却无需太多思考与规划,因为这些关键职能几乎被管理者独占。如此一来,白领们如同陷入了一种机械运作的状态,工作缺乏智力挑战,无需主动思考,这难免让他们感到无聊和厌倦。从本质上看,这种脑力劳动与工厂里的体力劳动并无二致。

近些年郑州的大学不断扩招,拿郑大为例,2022 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 1.02 万人,2024 年进一步扩大至 1.08 万人。白领群体日益庞大,然而其“含金量”却不断下滑。“白领”这个曾经显得高端的词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再流行。如今,无论是白领还是“小资”,工资水平逐渐与蓝领趋近,技能优势也不再明显。

郑州目前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以“资历过剩”为由拒绝求职者。

这些求职者要么学历过高,要么能力过强,而用人单位往往只需要能执行简单任务的员工。和蓝领一样,白领在工作中无法掌控工作进程,只能按部就班地听从管理者的指令,执行分配到的任务。他们难以在工作中发挥自身潜能,也无法与劳动成果建立紧密联系,因此很难体验到自我实现感和使命感。



郑州当前出现的困局,美国上个世纪就遇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福特制生产方式遭遇危机。劳资冲突不断、创新与灵活性匮乏,再加上全球市场竞争压力巨大,使得这一传统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

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致力于提升打工人的技能水平,促使他们对整个生产流程形成全面的认知。

如此一来,打工人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执行者,他们开始参与到生产构想中。他们不再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具体任务,而是积极与同事相互协作,甚至投身于产品研发工作。

后福特主义的目标是激发打工人的潜能,鼓励他们凭借自身技能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信息技术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生产方式无疑契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然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虽然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家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当打工人掌握了更多技能后,他们会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自主性,并且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待遇。

虽然看上去,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郑州打工人的“双休”问题无法解决,但我们也看到有些松动的现象。

比如刚落户高新区 "中原智造" 的科技公司,这家由归国工程师团队创立的企业,在招聘简章上明确标注 "拒绝 996"" 全员持股 ""每周五下午为创新工作坊"。整个车间改造成了 "模块化协作空间",工人不仅需要掌握数控机床操作,还要参与产品原型设计。

当然一些“泰勒式企业”也在尝试改变,比如郑煤机集团则创造性地开发了 "技能区块链" 系统。每个技术工人的工艺改进贡献被记录为不可篡改的数字资产,可在集团内部进行交易流通。某液压支架车间的高级技师张师傅,通过优化焊接路径的提案获得 5000 枚 "技能币",不仅兑换了带薪学习名额,还被邀请参与集团智能煤机研发项目。



尽管近期出现改善迹象,但超郑州超60%企业仍维持单休。企业为压缩成本普遍采用单休制,加上制度调整缓慢,未来对于“后福特式双休”不敢有太高的期待。

当企业劳动生产率高、经济形势乐观时,资本家为保生产稳定高效,会让渡部分利润和权力,给予打工人高工资与舒适环境。但目前经济形势变差,企业往往又重拾泰勒制管理。这就是后福特主义未能成主流生产模式的根源。

当下郑州很多企业,虽然鼓励员工成多面手,激发主观能动性。然而,多数企业仍遵循泰勒制原则,通过去技能化驯服劳动力以降低成本。

即便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多数打工人的工作依旧是去技能化的,只有少数人能掌握高精尖技能,成为行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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