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67年，徐向前罕见发火，大骂萧华，还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地上》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述了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的经过，同时，也讲到，从1967年开始，中央逐渐有意识地把京西宾馆起用为专供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人的避祸场所。
为了以防万一，周恩来特地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
从1967年2月7日起，京西宾馆开始实行军事接管，任何人不许随意进入。
话虽如此，“造反派”仍是以“造反有理”作为挡箭牌，不断冲击京西宾馆。
1967年8月，周恩来把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接到了京西宾馆后，东北的“造反派”尾随而至，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和警卫部队展开纠缠扭打，冲破了警戒线，到处追拿宋任穷。
傅崇碧接到报告后，不得不亲自带了两个加强连匆匆赶来维持秩序。
说起来真是好险，当他们赶到京西宾馆六楼，“造反派”已经捉住了宋任穷，正在七手八脚地往宋任穷的身上套绳子，说是要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傅崇碧不由分说，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将“造反派”驱出了宾馆。
经过这件事，周总理总结了教训，指示在京西宾馆周围加砌一道围墙，将京西宾馆彻底保护了起来。
但围墙并没能将“造反派”完全拦在外面，1968年4月，宋任穷还是被迫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
在总参招待，宋任穷与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同样受迫害的领导同志共聚了。
抗日战争期间，宋任穷和陈再道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并肩战斗。
此刻，竟是命运相似，境况相同。
陈再道向宋任穷讲述了自己这一两年来的遭遇。
他告诉宋任穷，他是毛主席专门让人把他从外地接到京西宾馆的。
说起来，陈再道到京西宾馆的时间比宋任穷还要早一些，是在1967年7月24日。
“造反派”的气焰极其猖狂。
陈再道入住京西宾馆的第二天，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便出动了数千人，将京西宾馆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要捉人。
警卫部队拦都拦不住。
周恩来先让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去京西宾馆做工作。
黄作珍的口水讲干，不起作用。
周恩来只好让傅崇碧出马。
傅崇碧到了，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就把陈再道藏进了一个平时不怎么用的电梯内，暂时缓解了局势。
吴法宪却暗中授意三军“造反派”赶来增援。
文艺口的“造反派”和三军“造反派”合在一起，气势更盛。
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到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解决方案。
陈再道被指定在站在第一排，接受大家的发问。
谢富治和吴法宪轮番向陈再道“开炮”，诬蔑“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起的叛乱活动，说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现代的张国焘，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
徐向前和陈毅和谭震林等人实在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周恩来因为中途有事，也暂时离开了会场。
如此一来，吴法宪更加有恃无恐。
他煽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拳打脚踢。
吴法宪本人还挤上去亲手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看得目瞪口呆，跑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周家鼎的报告，气愤至极，说道：“真是荒唐！”
但等他回到会场，吴法宪等人已经散会走了。
周恩来打电话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吴法宪被批评得不敢做声。
周恩来为了保护好陈再道，先是把他送到了西山橡皮子沟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后来才转到了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
此番和宋任穷相见，彼此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