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景圣
在总统尹锡悦、总理韩德洙接连遭遇弹劾后，代行总统职权的经济副总理崔相穆也成为最新的政治靶心。由在野五党联合发起的弹劾动议，正式将这位“代总统”推上了风口浪尖。至此，韩国国家权力的三大支柱——总统、总理、代总统全部陷入合法性危机，国家宪政结构被推向前所未有的崩溃边缘。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因“拒绝任命法官”引发的技术性违宪事件。去年底，韩国国会按照程序推荐三名宪法法院法官，崔相穆却以“朝野未达成共识”为由，仅任命其中两人，拒绝执行在野党提名人选马恩赫的任命。今年2月，宪法法院明确裁定这一行为“构成违宪”，强调总统或代总统必须全面履行宪法义务，不得选择性任命法官。然而，崔相穆对裁决既不回应也不执行，宪法法院至今仍有一席空缺，直接影响了对总统、总理弹劾案等关键案件的审理。
问题的核心并不只是违宪任命，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彻底失序。崔相穆本为财政技术官僚，因政权空转而临时“接棒”，却在无民意授权、无政党基础的背景下，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他的犹豫与拖延不仅损害了法治本身，更被在野党视为延续尹锡悦政治遗产的工具，试图维系宪法法院的政治结构平衡。于是，弹劾成为一种制度性清算，朝野博弈再次引爆。
这已不是一次偶发性政治事件，而是宪政体系全面失灵的集中体现。从尹锡悦试图动用军权引发弹劾开始，韩国就已经步入制度极限的临界状态。如今，总统失权、总理待裁、代总统被弹劾，宪法法院不满员、国会陷入对立，三权体系几乎全部陷入僵局，国家运行的“最低限度秩序”正在崩塌。
这场危机的国际影响同样深远。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韩国本应在区域安全框架中发挥稳定作用。但眼下，首尔不仅在红海危机、朝鲜半岛局势中集体失声，就连美国新任防长赫格塞思首次亚洲访问也罕见绕过韩国，转向日本与菲律宾。这并非外交细节的遗漏，而是对韩国政局持续动荡的不信任表达。
更令人担忧的是，宪政失能背后，是制度信仰的流失。韩国的政治文化早已陷入“弹劾惯性”与“司法斗争”的恶性循环。从卢武铉到朴槿惠，再到尹锡悦与崔相穆，弹劾已经从一种宪法紧急手段，异化为朝野权斗的常规工具。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伴随着清算与反清算，制度没有成为缓冲矛盾的容器，反而不断被撕裂为政党斗争的工具箱。
曾被誉为“亚洲民主样板”的韩国，如今正走在民主制度自我蚕食的斜坡上。弹劾不再是正义的防线，而是一种消耗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惯性。当弹劾成为常态，信任就会消失；当信任崩塌，制度就失效；而一旦制度失效，国家就会陷入无法治理的真空。
此刻的韩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弹劾，而是一次深刻的制度修复与政治反思。要尽快填补宪法法院空缺，重启大选程序，恢复民意授权的合法政府，同时重建政治文化中的制度敬畏与规则意识。任何拖延都只会让国家在混乱中越陷越深，让国际社会对韩国的信任加速瓦解。
韩国已经没有太多可以浪费的时间。在全球秩序震荡、地缘风险高涨的背景下，制度不能再空转，政府不能再失控。重建秩序，是国家生存的底线。如果连代总统也无法履职，接下来的不是治理危机，而是国家运行的全面中断。这一次，韩国站在了真正的宪政悬崖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