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海清
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一条长长的链条，那么每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这条链条上的环儿。循着这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无情的兴亡与沧桑、动人的辉煌与悲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环儿。多少年来，这个环儿的阴影，一直沉重地压在炎黄子孙的心头上，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也不敢轻易地去触摸它。因为，它太触动中国人的民族耻辱心、太刺激中国人的神经了。
当我站在广州虎门威远炮台的廊道上，抬头看那高悬在眼前的虎门大桥横跨在珠江口上，高傲地显示着当代中国的经济实力时，突然想到，我脚下踩着的，却是一块历史的伤疤；当我来到林则徐销烟池边，看到方形的池子里波澜不惊的水面，心里却生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澜。虎门销烟，这一英雄壮举，曾让多少中国人热血沸腾。新中国建立后，在新建的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的场景还被深深地镌刻在汉白玉的石雕上。
今天，当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人们的大脑渐渐活跃、思维渐渐开化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不是可以避免那场战争？是不是可以不签署那份“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请看那场战争之后，一个叫马士（Morse）的外国人在他的一本《中华帝国关系史》中所披露的信息：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实入鸦片15619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实入36699箱；咸丰四年（1855年），实入竟达65354箱！虎门销烟之后，鸦片的进口不但没有停止或者减少，而且还在逐年增加，到咸丰年间增加了一倍还多！
再看一下清政府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41年8月29日）在南京城外的长江江面上的英国战船上，与侵略者签订的条约内容：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商埠地；另外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中英贸易口岸。
于是，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底是不是得不偿失？到底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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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鸦片，人们就会把它和罪恶、无知、贪婪联系在一起。其实，最初它是以治病救人的温情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鸦片最早是和古希腊文明一起出现的。它的拉丁文写法是Opium，汉语的音译读作“鸦片”、“雅片”、“阿片”、“阿扁”、“阿芙蓉”等。早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腊的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发现罂粟的汁液具有镇静、安神、止咳的功效，就把它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鸦片传到了中国。三国名医华陀还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为病人做手术。到唐乾封二年（667年），有了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北宋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宋《开宝本草》一书上说，把罂粟子和米一起煮粥，是非常好的补品，称为“御米”，其身价珍贵可知。明代，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里介绍了鸦片的制作方法和药理功效，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把它作为贡品进贡给明王朝。到了明成化年间，鸦片才走入中国民间市场，但它也只是作为药物或珍贵补品在极少数人之间交易，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了，几乎等同黄金。这时，明政府开始了鸦片的征税，并一直延续到清代。但是，一直到清雍正间，每年鸦片的输入也不超过200箱。
清乾隆间，随着“经济腾飞”，人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一些达官贵人和暴发户，开始吸食鸦片这种“高级补品”以显示身份，并渐渐上瘾。所以，可以这样说，鸦片的泛滥，是从“食补过量”或“药物滥用”开始的。
人吸食鸦片之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突然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涕、易怒、发抖、寒战、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戒断症。过量使用往往还会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还会引起呼吸抑制致人死亡。
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所以，清政府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式下文禁止药物以外的吸食。嘉庆十八年（1813年），定“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律”。两年后，严令禁入鸦片。这以后，又相继出台了不少禁烟条例，但却是有禁不止，终于使它在中国泛滥成灾，以至于因鸦片中毒的人越来越多，“东亚病夫”就成了当时中国人可悲的代名词。
既然鸦片的危害如此之大，朝廷又三令五申地明令禁止，可为什么鸦片还会有增无减地涌进中国，以至于酿成了一场战争呢？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表面现象开始，梳理出一个头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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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屡禁不止，归纳起来有如下四大原因：
第一，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吸食鸦片的人群，即有一个广大的市场。有资料显示，到道光初年，鸦片流毒就蔓延全国十八省，甚至还蔓延过了山海关，进了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有人估计，当时京官十之一二，地方官十之二三都在吸食。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幕僚，民间习称师爷），则十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夷务始末》上说，就是京师重地，衙门胥吏，都染烟癖。就连宫内皇帝身边的太监，也吸食起鸦片来了。因为吸食一久就会使人上瘾，断了鸦片，人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连生业（工作）都要废弛。所以，上瘾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甚至倾家荡产也要去购买。
第二，贩卖鸦片利润巨大。当时最上等的烟，在印度启运时是每箱400到500卢比，合中国200至250两银子。在广州上岸时，每箱就达到700至800两银子，价格涨到三倍之多。而到了地方小贩手里，每箱就是千两银子了。卖给吸食者时，都是以斤两计算的。每箱鸦片为20斤，每斤100两银子，那么，每箱就是2000两银子了。而最尾端的小贩，为了扩大销路，多赚到钱，往往都使出各种手段去引诱人去吸食。特别到清廷严禁以后，由于货物难搞导致物以稀为贵，鸦片的价钱反而越禁越贵了。
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中外奸商们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络。在广州，以十三行为主，偷偷地做着大宗买卖。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并且规定非常严格，只允许13家商行与外国人进行交易，因此，人们习称十三行为洋行。十三行的走私非常隐蔽，他们在广州城内设有钱庄门市，称为“大窑口”，名义上是钱庄，但里面做的却是批发鸦片的买卖。有大烟贩子到“大窑口”里和洋人谈好价钱交完钱。洋人出具提货凭证，谓之为“书写”，烟贩就可以凭“书写”带船到海面的船（称为趸船）上提货。
除了十三行之外，沿海一些小的不法商贩也铤而走险，用渔船直接向停在海面上的英国鸦片船走私。到道光初，走私鸦片的趸船从广州洋面向东，福建、浙江沿海也都出现了走私的趸船。
第三，赚到大把钱的烟贩子们，不惜用重金贿赂官方巡查官兵，使查禁形同虚设。道光六年的两广总督李鸿宾，曾向朝廷奏道：“粤东外海内河，奸匪丛集。数十人共乘一船，名曰快蟹，其行如飞，官船每不能及。臣等上年会议，仿照快蟹式样，制造七只，选派弁兵巡缉，已陆续获蟹船六只。黄埔、虎门一带，颇觉肃清。”但实际情况是，李氏所设巡船，原为缉拿运烟快蟹，但他不知道，巡船和快蟹早已勾结在一起通同作弊，按股分脏。巡船不但不巡，还帮着走私甚至参与运烟，俨然成为官办快蟹。鸦片的输入，坐是日增。李氏的肃清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据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说，道光六年，广州洋面上的走私船达到25艘之多，而清朝官方的巡船每月收受的贿赂竟高达3600两白银。
第四，清朝上层在禁烟问题上摇摆不定，下不了最大决心来禁烟。从乾隆后期直到道光初的几十年里，清廷最高层就禁烟问题严禁派和弛禁派不知争论了多少次。
清朝最初采取的政策是对外禁止进口，但对内奸商处罚不严。而对于吸食者，仅令其定期禁食改过自新而已。加上贿赂风行，各地官员对鸦片走私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使朝廷的政策形同虚设。
眼看禁烟的难度实在太大，于是，弛禁派提出了一些变通办法。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也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把官员们从走私商人那里所得到的贿赂变成国家税收。他认为，吸食鸦片的人都是些“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所以，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以外，可以听由民间吸食。并规定鸦片贸易只准以货易货。
许乃济的主张，立刻得到沿海官员，如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拥护。因为这些官员早已让禁烟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禁烟。直到两年以后的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本，才让道光皇帝动容，并下决心根治鸦片走私。
浙江舟山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定海竹山之下的一处港口:定海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海海域、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的中、西部。鸦片战争中，这里发生过定海保卫战。如今，它也是中国沿海南北航线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的咽喉要冲，是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境内港湾众多，水域广阔，少淤不冻，风小浪微，可供开发的深水岸线长达68.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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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十九世纪初的鸦片走私问题及后来的鸦片战争，实质上是崛起的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方式。
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新思想新观念也不断涌现。蒸汽机的使用，让英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产品严重过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们把他们的眼光投向了东方这一巨大市场。在与荷兰和法国多次争夺获胜之后，英国首先把印度变成了他的殖民地，以印度为跳板，又把目光盯上了下一个东方大国——中国。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1792年9月26日，英国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派马戛尔尼勋爵带领700多人的庞大团队，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乘船出发向中国驶来。经过一年的航行，1793年7月，英国出使船队到达天津的大沽口。在受皇帝接见时，英使是不是要行三叩九拜大礼问题上，东西方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碰撞。
最后，马戛尔尼妥协，以晋见英皇之礼单腿跪地算是勉强得到乾隆的恩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里，乾隆皇帝接受了“西方帝国皇帝致东方帝国皇帝”的祝寿信。
但是，英国派出的这支庞大使团，绝对不是光为乾隆祝寿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一、在北京设立永久的英国使领馆；二、放宽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三、对在舟山岛屿上的英国商人、货仓和船只不设防。
可是，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们却把这支船队，单纯地当成了外夷小国来向天朝大国进贡的。所以，英国使团提出的上述“有损天朝大国国体”的要求，是一定不会答应的。乾隆皇帝还算是开恩，赏英国船队一年的粮米，又以中国的玉如意等礼物回赠英国的皇帝，别的“请求”则一条也没有“恩准”。
这样的结果太让马戛尔尼失望了。请看他带来的团队成员身份和“贡品”的清单：出使的人员里有官员、贵族、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画家、商人、医生、翻译等。礼品里有钟表、纺织机、望远镜、天文观测仪、地球仪、热气球等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在天津上岸后，中国足足动用了3000多民夫，还有几十辆四轮马车才运到北京。可是，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些代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没有一个中国人去接受和研究它，只被天朝大国当做“奇技淫巧”而扔进仓库里，任其落满灰尘。
尽管这样，英国并没有放弃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勋爵带着600多人出使大清国，这是继马戛尔尼之后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个大规模的外交团队。可是，让英国人遗憾的是，因为在嘉庆皇帝接见时，是行三叩九拜大礼还是鞠躬的问题上跟天朝没有谈拢，最后使团遭到了比当年马戛尔尼还惨的待遇——被驱逐出境。这原因，主要是近些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没有了好印象。
还原历史真相我们看到，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大门的现实原因是，中英间的贸易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从中国开放广州与外国通商以来，英国商人就一直在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英国人卖给中国的东西，一般都是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没有任何市场。
据《东华录》记载，广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定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初时循恰克图（今蒙古国与俄罗斯交界处，清代为中国领土）例，只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当时广州入口以棉花、棉布、毛纺织品及铁器为大宗，中国出口以茶叶、湖丝、大黄为大宗。中国的茶叶在西方很有市场，每年出口多达4000万斤到9000万斤不等；湖丝则高达六七十万斤到一百多万斤。因为出口的多，所以中国的外贸常常是出超，出超部分只能用银两来补，所以，每年外商要向中国补货价银200万两到500万两不等。
贸易的不平衡使英国人的心理也不平衡起来，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如此高端的先进产品，凭什么在中国没有市场？
不过，嘉庆、道光间英国人发现，他们的鸦片在中国有极大的市场，完全可以用它来平衡中英贸易的不均衡问题。至于说到鸦片是不是损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那就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要考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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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虎门销烟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与中英贸易不平衡有关。道光元年，中国入口鸦片5000余箱，价银882万两。到道光十七年，就达28000多箱，价银2000多万两，而且这都不是以货易货，那可是真金白银地输出。
白银的大量外流，在中国首先表现的是铜钱的严重贬值（时称“银贵钱贱”）。中国明清时代，都是以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但为了流通的方便，各朝政府都是采用铜钱在民间进行交易。清代，每银一两，兑铜钱一千。据黄爵滋向朝廷所奏，道光十八年，由于鸦片输入而导致的白银外流，已使铜钱贬值到一两白银兑1600铜钱了。如此下去，时间长了，必将造成国库白银贮备空虚，而老百姓手里的铜钱则一年一年贬值。国空民乏，让有识之士忧心如焚。
于是，黄爵滋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直陈厉害：“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却无可用之兵。”烟祸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能使国贫民弱，而且因为身体严重损害，连兵员都召不来了！试想，一个国家连保卫祖国的军队都没有了，那皇帝的宝座还能坐稳吗？也就是这句话让道光真的动了心。
黄爵滋还向道光奏道：“积重难返，非雷厉风行，不足振聋发聩。请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他主张对烟贩用最严厉的死刑。
对于是不是采用死刑问题，道光皇帝向各地的督抚、将军（相当于现在各省的省长和大军区司令）征求意见，结果让道光大失所望，仅有9人赞成，而反对的人却有29个。
如果采用现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当时的中国就不会贸然去禁烟了。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他的帝国他的皇位是不允许受到任何威胁的。所以，他把极力赞成禁烟的林则徐召进北京，就禁烟问题他们进行了八次详谈，研究了几乎所有细节。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池旧址大门:虎门销烟池旧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口村。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会督文武大员在虎门镇口海滩上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当众销毁鸦片2376254斤。林则徐指挥在海滩高处开挖的两个销烟池，长、宽各46.5米，池底平铺石板，四周置桩栏板，池前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把鸦片分批投入池内，采用盐卤水加石灰浸化办法使其分解销蚀，然后引水入池冲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后，销烟池泥沙淤塞，现有销烟池为1973年经考古发掘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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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禁烟主要要办四件事：
一是收缴所有的鸦片烟就地销毁；二是英商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不再走私鸦片；三是对贩过鸦片的英船一律驱逐出境并永远不许他们再与中国做买卖；四是对罪大恶极的英国烟贩处以死刑。
这四个条件在林则徐的严厉敦促下，前两项英国人全部答应了，就是后两项英国人不肯应允。于是，英国商船停到广州洋面不肯离去。由于船上的食品供应出现问题，英国人私下里和中国渔民“勾结”，用货物（可能还含有鸦片）换取食物。
中国的“汉奸”和烟贩子勾结，这还了得！于是林则徐下令禁海，抓捕汉奸的同时，也对与汉奸勾结的英船进行驱赶。结果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擦出了火花，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与外国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后来，英国人在久攻广州不下的情况下挥师北上，兵锋直指大清国的首都门户天津。后来的情况众所周知，中国以赔款割地求和而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中国，最早记述鸦片战争全过程的书籍，当属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了。书中披露的大量史实，不是亲历那场战争的人是不能写得如此详尽的。尽管书里面出现了很多数字不准或人物有出入等不足，但它不失为研究鸦片战争最原始最珍贵的资料。特别是书中对于战争细节的反思，有许多地方是经过作者冷静和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
魏源在书中详列了与英国可以避免战争的四个转机：
一是道光十三年，英国撤了领事之后就不该让他再设；
二是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大批商船仍停海上。义律要求暂停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待验明船上无鸦片时再去广州恢复贸易，中方严辞不许，遵照朝廷圣旨定要与英方断绝贸易，将其驱走；
三是义律通过澳门中间人向林则徐说情，将英船鸦片商人尽行遣送回国，其合法货物准其贸易。同时货船愿具甘结，如私夹鸦片，船货中方没收，只是没有答应中方“人即正法”四字。这一请求也被林则徐以有朝廷圣旨为由拒绝；
四是英船停在海上太久，再一次请求到澳门暂住，待其国王来信后再商去留，林则徐照样没有答应。
1942年，武汉大学史学教授姚微元出版了一本《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冠名为《鸦片战争史实考》。书中的考订部分对魏源的四个转机一一否定，我觉得他过于武断了。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从皇帝到大臣，没有一个人懂得国际间的游戏规则。
但是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中国和英国，在当时虽然同是两个大帝国，可在质量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早在1640年，英国就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通过了《大宪章》，走上了一条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却依然沉睡在唯我独尊的天朝大国梦里不肯醒来。不同文明不同质的经济体，迟早要发生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所以可以断言，就是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中英之间早晚也会发生一场战争。
关天培:关天培（1781-1842），字仲因，号滋圃，淮安府南阳县（今楚州区）人。一生为职业军人，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参将、副将、提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年）春，陶澍、魏源等办理漕粮海运，关天培以太湖水师营参将衔领水战船护送1200艘漕船从吴淞口北上，秋季到达天津大沽口，120万石漕粮和3万余运粮水手无一损失，论功升为副将。1841年2月25日，时任水师提督的关天培在虎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身中炮弹壮烈牺牲，其子奎龙从广州将其遗体千里迢迢运回楚州安葬。5月，道光皇帝亲制祭文祭祀关天培，下旨谥其为“忠节公”，入祀北京城内的昭忠祠。1856年，关天培之子遵照祖母遗嘱，用朝廷发的抚恤金钱在县城内东街建祠，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关天培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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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开放了广州口岸，就是准许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对中国的贸易。中方因为鸦片走私一事，在没有经过双方政府谈判的情况下，就一概中止其它正当的货物交易，于情于理总是欠考虑的。二是在义律同意将烟商遣送回国，并愿具甘结（保证书）的情况下，但不该“人即正法”（处死）。当时，英国《大宪章》早在1215就问世了，他们认为，在不经过法庭控辨双方的辨论，不经过法官宣判，随便处死一个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按惯例，在没有达成两国共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不可以处死他国人。
就这样，中英双方僵持下来，英国50多艘商船在广州附近的海面漂荡，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后来虽然义律私下里和澳门的葡萄牙人协商，但因为没有中方允许，澳门总督不好答应他们进澳的请求。所以，为了吃饭，英国人就用货物与广州附近沿海的中国人换食品。
中国的“奸民”和英国的奸商勾结，这在中国就是叛国，就是大逆。林则徐于是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派出兵船巡海抓捕私通英商的“汉奸”，还火烧了与中国汉奸勾结的英国商船。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英国，已经战胜了老牌殖民者荷兰和法国，并把印度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在亚洲它还怕谁呢？于是，一些商人和政客纷纷回国，鼓动议会通过对华的战争议案。结果，经过激烈争论以后，1840年5月10日，英国议会以271票赞成262票反对，仅9票之差，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案，终于爆发了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那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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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虽然不愿意回首那段屈辱的往事，但学者们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那场战争的性质及胜败得失的探讨，我们看到，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多少人因为研究它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又有多少人以此为题著书立学而成为专家教授，这数字恐怕无法统计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众所周知的政治背景影响下，有多少真实的史料被人为地忽视，又有几篇真知卓见的文章真正冷静、独立、公正地思考和评价过这场战争呢？
过去那些带有政治倾向色彩的专著和论文在这里可以不说它了，这里只就中、英两国两位当代学者最热门的专著进行解读。
首先是中国学者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先生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该书是他查阅了大量的清朝档案，于1995年，在他发表过的多篇研究鸦片战争论文基础上整理成的。
他的观点主要有：敌强我弱，中国无论怎么打都必败无疑；林则徐虎门销烟要为引起这场战争负责；琦善不是卖国贼等等。
其次是英国女学者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涅槃》。蓝诗玲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22岁时，来到中英《南京条约》签署的地方南京，在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和中国文学的。她用了10多年时间查阅了英国和中国许多史料，于2011年7月完成此书。
蓝诗玲在书中主要揭示了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变化以及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同时也谈到了中国失败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心不齐，“民族认同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划一”；二是中国的官员向道光皇帝“撒谎”。
两位学者的见解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我要在这里说的是，还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确定一下鸦片战争的性质：即，它是以虎门销烟为导火索，英国政府以保护本国商人生命财产为借口所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学者都把鸦片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极力否认它的侵略性。其实这种老调一直在唱，就是要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别的国家，而把向中国走私鸦片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也看成是文明和自由，这就只能是强盗的逻辑了。蓝诗玲在和香港记者对话时说：“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动。”
毫无疑问，现在，中外学者都认可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而在中方，奋力反抗就是正义性的了。这里，我们不能说凡是正义的战争就必须胜利，但我也绝不同意茅海建先生的必败理论。在中外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争不胜枚举。仅就中国而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八百万美式装备的部队；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还战胜了武器精良的美国军队。
淮安关天培墓:关天培墓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东门外3公里的南窖村。原为土墓，1963年改为水泥墓。
淮安关天培祠:关天培祠堂，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东街。祠堂的大门柱上的对联是林则徐所写：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魂归相送面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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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要问，鸦片战争，中国败在什么地方了呢？正确的回答是：中国人败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
这一点英国学者蓝诗玲女士在她的书中也披露了出来，她的“人心不齐”和“官员撒谎”多少说到了点子上。
其实自林则徐出发去广州开始，清政府也没有要和英国开战的打算。就是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兵船开到广州洋面，中国也没有打算与英国进行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中国，从始至终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这原因，还是与满清王朝那种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大的思想有关。就是后来英国攻陷定海、宁波时，道光皇帝还不时发出“剿”或“抚”的圣谕，就好像对待中国国内的农民暴动一样。
正是因为原本没有打仗的准备，更缺乏全国性的战前动员，所以，清政府从上到下的官员们思想不统一，如被道光皇帝派到浙江抗战的伊里布，到达那里后竟抛开朝廷和英国侵略者讲和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最下层的老百姓，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民族矛盾加深，有不少人甚至帮助英国人去引路和刺探军情。这一现象在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里有多处记载，并多次把这些人称为“奸民”、“汉奸”。1842年5月，英军攻打浙江乍浦时，由于守城的“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赋遂逾南城入”。
关于“官员撒谎”问题，把它说成是“情报不准”好像更确切些。《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鸦片战争中，清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实是犯了兵家大忌，岂有不败之理。如果更深层次挖掘一下，还是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下级官兵要向上级官员负责，为了兵饷和官帽，常常谎报军情，小胜则夸大战果，大败则夸大敌军。而中上层官员为了向皇帝负责，既使像林则徐这样的钦差大臣，竟然连要在珠江上设拦江铁索也要向道光皇帝请示。
我们看到，从鸦片战争的战火向北蔓延，渐渐逼近天津，清政府也没有组建一个由真正懂军事的人领导的全国性的军事指挥系统，所有的指挥权，则全部集中在道光皇帝一个人身上。而深藏在深宫里的皇帝，只听各地不实情报，就只能瞎指挥一气了。
所以，蓝诗玲在她的书里说，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
我们不妨对这场战争进行实际而恰当的分析，当时英国虽然船坚炮利，但在陆地上，他们的火炮和枪械，与清军的差别不是太悬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们是从遥远的欧洲而来，长途跋涉，既使是从印度进行后勤补给，也要花上一个月时间才能运到。而英军到中国来的总兵力，最多时也没有超过两万人。如果清政府在林则徐赴广州时就做好全国抗战的准备，如果不是皇帝指挥，而是建立一个由懂军事的将领统一指挥全国抗战，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因为任何脱离历史背景来说事的办法都是愚蠢的。
所以我说，茅海建先生在他的书中大篇幅地罗列双方武器相差如何如何，就断定中方必败是极不恰当的分析。
鸦片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这三项，中国只占了地利，恐怕这才是中国必败的原因。这里的“天时”，是指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专制时期，在文明程度上，与英国相差太远。而“人和”，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盘剥，广大人民苦不堪言，阶级矛盾日益严重，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上有很多人恨不得早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这座封建大山。这样一分析，中国的鸦片战争之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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