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日军驻山西潞安的第39师团陆军医院里，年轻的军医汤浅谦接到军医官的命令，让他代表陆军医院去太原进行医学培训。
日军占领下的太原
这一次培训的人数是40人，全部由日军驻山西各部抽调而来，全都是军医中的得力干将。日本军医部长兵藤周吉少将亲自担任主讲，在理论课程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宣布对所有学员进行实践考核。
考核的地点在太原监狱，当军医们走进监狱里的一间“特别囚室”时，看到有两个被黑布蒙着眼睛，双手双脚被绑住的中国人。汤浅谦注意到，这两个中国男子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古铜色的皮肤极为惹眼。
他们的身体健壮有力，即便被绑住手脚也能从破烂棉衣的空洞处，看到他们结实的肌肉。这两个男子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写着“八路”两个字的牌子。
日军俘虏的八路军
兵藤周吉少将介绍，这两个八路军的游击队员是五天前捕获的，他们潜入日军的飞机场搞破坏，不仅炸毁了两架飞机，还打死打伤了几个日本兵。防守飞机场的日军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们抓住，绑着送来这里关押。
他们是顽强的八路军，任凭宪兵对他们如何拷问，他们就是不肯说出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秘密，而且还有两次越狱的事件发生。他们是无法屈服的，更不会投降日军，于是只能将他们作为实验材料。
日本军医的训练
兵藤周吉少将环视了一圈，选出了年轻的汤浅谦，让他站到队伍的最前面。卫兵递给了汤浅谦一支手枪，里面有四颗子弹。兵藤周吉命令汤浅谦开枪，每个游击队员各打两枪，只准打小腹部，而且要避开要害处。
这种奇怪的要求，汤浅谦深感疑惑，可是作为帝国的军人，作为潞安的优秀代表，能获得兵藤少将的看重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他虽然心有疑惑，但还是果断地扣动扳机，干净利落地朝着两个八路军的游击队员各打了两枪。
四个卫兵走了上来，用担架将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抬到了隔壁的手术室里，所有的军医都跟着走进了手术室。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分别躺在两个台子上，两队军医各20人站在一旁观看。
汤浅谦是这场解剖的主刀，他要现场展示如何取出子弹，他终于明白兵藤少将所说的不准打死他们的原因了。汤浅谦是出色的军医，他是这场活体解剖的示范者。
锋利的柳叶刀像犁地的铁犁，在游击队员的小腹切开了一个口子，再继续深入到他的腹腔之内。他就像寻找宝藏一样寻找刚才打进去的子弹，柳叶刀和手术钳在腹腔内逐一翻动……
这个过程没有打一点麻药，对于日本军医们来说，这两个游击队员已经必死无疑，打麻药只会浪费这宝贵的医药资源。子弹很快被找到了，子弹射穿小腹后击中了肠子，撕破了一个口子。
对于这种枪伤，汤浅谦很有经验，他小心地用镊子取出弹头，放在消过毒的铁盘里。然后他熟练地缝合起了受伤的部位，围观的军医们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仔细地看着，似乎不想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在战场之上，这种枪伤是最常见的，冲锋陷阵的日本兵被流弹击中，很多人来不及抢救就死了。这个时候军医要赶紧冲上去，在极短的时间内止血，然后将伤员送到手术室里取出弹头。
汤浅谦取弹头的最快记录是4分钟，据说有的军医只要2分钟，而且是包括缝合在内的3分钟。
汤浅谦沉浸在手术之中，他仿佛是在雕刻一尊木偶，他全神贯注地在木雕上游刃有余，将一尊尊朽木雕刻成精美的事物。可是他这是在做活体解剖手术，他非但没有雕刻出美好的事物，反而是在草菅人命。
剧烈的疼痛让游击队员的身体不断地痉挛，可是这痉挛也在手术的深入下渐渐变得微弱。他的胸口还在跳动，证明他还没有死去，他强硬地支撑着，用这种方式与凶残的日本兵抗争。
汤浅谦的手术完成了，他以近乎完美的刀法完成了手术，围观的年轻军医们对他送来了热烈的掌声。汤浅谦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汗，看着眼前自己的“杰作”，心里涌现出了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荣誉感”吧。
这个八路军的游击队员还没有断气，马上又进行了第二个实验——截肢实验。两个日本军医拿来锯子，锯断了游击队员的小腿，然后又假装成抢救的现场进行包扎和缝合。
进行截肢和包扎手术的是来自太原的军医，他们隶属于日军在太原的师团总部医院。他们做的这个手术不比汤浅谦的容易，这两个军医同样很优秀，他们的手法虽然粗鲁了一些，但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最后一个实验是大解剖，游击队员被取出器官，装在大玻璃瓶子里，然后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他们从完整的人变成了玻璃瓶子里的标本，两个不屈服的八路军游击队员彻底没有了气息。
当所有的实验都结束的时候，兵藤少将进行了逐一点评，汤浅谦和其他日本军医都获得了“优秀”。兵藤少将现场为他们颁发了奖章，并号召所有的日本军医向他们学习。
汤浅谦的回忆录
汤浅谦于日本战败后被俘，作为战犯关押改造。1956年获得赦免返回日本，他在回忆录《难忘的记忆——日本军队的活体解剖记实》中写下了这段往事，记录了日军的这一次残忍解剖。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
“两个八路军战士被做成了标本，我深感愧疚和后悔，这种愧疚和后悔纠缠了我一生，我深深觉得对不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