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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开战前夕，日军于1942年12月3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在攻略南方要域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除作战之外，“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衰亡”，尤重视在经济力量的“现地自活”即就地补给，“加强就地自给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我之战力”。
该规定同过去所规定方针，特别是同最近的1941年8月所确定的任务方针相比较，有如下的区别和变化：
第一，改原定“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为“尽力击破敌之抗战力量”，信心已明显不足。
第二，华南地区第二十三军任务历来是遮断敌之补给线，这次为配合对香港的进攻，其任务规定为与各军相同的“强化对敌封锁，摧毁敌之继续作战企图使其衰亡”。
第三，历来重视的“随时实施对中国沿岸要点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以及“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防止敌空军再建，同时压制或袭扰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努力遮断其补给”等要点由于航空及海军兵力不足，而未再明确强调。
第四，作战与占领地范围扩大，原准备弃守的宜昌与襄西地区不再放弃，守护扬子江交通段也从武汉以下扩大到岳州以下。
从上述变化可见，日军在不顾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还竭力扩大和强化侵华战争，使日军的侵华战略发生新的摇摆。
1、强弩之末的日军
基于以上战略，日军在太平洋开战之后，也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新的作战。在华北战场，日本调集重兵，展开新的治安强化运动，强化对各根据地的严酷扫荡，在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其中以武汉的第十一军为主力对长沙的进攻为最重要的作战。
其简况是：
1941年12月24日，为配合对香港的进攻，牵制试图南向援助英军的中国军队，同时洗雪前两次攻打长沙未遂的耻辱，决定实施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作战。日军调集第三、第六、第四十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共约12万人投入作战，并得到第三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等部在赣北地区的策应支援。中国方面集中兵力约37个师进行抗击。
日军最初所订作战目的是配合香港攻势作牵制性作战，后中途扩大作战目标，企图攻占战略重镇长沙，翌年1月1日曾突入长沙一角。中国采取节节抗击、迂回两面的战法，顽强抗战，最终击败了日军对长沙的攻势。1月4日，日军开始败退，1月15日大体恢复原态势。
日军战史记述对长沙之战“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伤亡人数为进攻香港的2倍以上；还承认这次作战失败，“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日军要恢复作战“需一年有余”。
第三次长沙作战而招致失败，在日军在太平洋取得一连串胜利之际，犹如一声棒喝，对日军影响甚大。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得不就长沙作战失败向派遣军总司令官表示谢罪。
同年4月，美军飞机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降落在中国机场。为阻止中美空军继续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决定自5月开始发动打通浙赣铁路作战，以摧毁沿线中国机场。日军共投入驻华东地区第十三军主力5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驻武汉地区第十一军两个师团，东西对进。到7月，东西两路日军在横峰会师，暂时打通了浙赣路，捣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飞机场，但日军付出了巨大伤亡，第十三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在作战中被地雷炸死。日军捣毁了几处中国机场，但无法阻挡中美空军力量上升，无法改变空中力量的态势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变化。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对华作战有胜有败，没有什么建树。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虽有收获，但在5月珊瑚海之战后亦转向下坡路。日军原设想以战争解救战争，以中国战场作南进基地，以南进收获支援对华作战，而实际是，中国战场趋向恶化，南方战场又要吞噬日军兵力，变成了恶性循环。日军统帅部所担心的，在中国战场的困境中，同时用兵于南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冒险”，已经变成了现实。
2、空中游击作战
武汉作战之后，由于中国空军作战消耗严重，后随苏联空军的逐步撤离，到1940年底中国飞机数量由1937年开战时的314架降为65架，且多为老旧飞机，几乎无法继续作战。日本取得绝对制空权。
日军凭其空中优势即对中国西南、西北等后方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以打击中国抗战力量，动摇中国抗战意志。日军的轰炸范围广、名目多，包括所谓“盐遮断”等专题轰炸在内，共炸城市或要点百余处。尤其是重庆被炸数十次，几乎被夷为平地。
但是中国继续坚持包括空中在内的各方面抗战。在日机轰炸之高潮中，1940年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致使罗斯福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伟大的中国人民遭受了剧烈的损失；重庆已经几乎炸平—一然而它仍然是打不垮的中国的首都。”
另一方面更挖掘潜力，努力购置飞机恢复空军力量。1941年7月国民政府聘请一批美国志愿人员，正式成立美国飞行员志愿大队，由1937年来华的退伍上尉陈纳德任指挥官，初编练3个中队，陆续购置有P-40战斗机125架，此即“飞虎队”。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援助租借法案，补充飞机陆续到达，同期又从苏联补充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48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飞机数量已得到基本恢复，飞机性能亦较日机为优。
日本对中国空军力量的恢复极为警觉，1941年8月12日大本营曾要求驻华军队：“有迹象表明中国空军正在美国支援下重建，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尽力加以阻止。”同时调派海军中型攻击机约200架抵汉口，准备对重庆发动进攻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陆日军飞机抽调太平洋战场。留大陆战场的飞行部队仍有：
第一飞行团司令部、飞行第四十四战队，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本部、独立飞行第六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三、第十、第十八中队等部。此时，日空军投入华北地区治安肃正作战、第三次长沙作战、浙赣作战等战役，对西南内地的轰炸暂时停止。
因为日本空中力量对比中国空军仍占优势，国民政府拟定了《空军游击计划大纲》，自1942年初对日军展开灵活的“空中游击作战”，小编队奇袭与大编队出击相结合，利用机场多、地域广的特点，转场迅速，飘忽不定，轰炸日军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反击日本空中作战，拦截日军轰炸机队，等等。
由于中国飞行员斗志顽强，美军飞行员技术较好，飞机性能优越，取得了很大战果。同年7月美国援华一个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来华，同第二十三航空大队等部共组为援华空中特遣队，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3月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为司令。空军力量又有增强。
日本被迫向大陆继续补充空中力量，7月调南方军第三飞行师团，归隶中国派遣军，强化大陆上空作战，并协同华北、华中等地区地面作战，还计划用为进攻四川的突击力量。
1943年9月22日，日本计划在年产飞机两万架的基础上，扩充飞行部队200个飞机中队，同时决定在中国设置第五航空军，以对付日益增强的中美空军。随着日军太平洋战场形势恶化，盟军展开反攻，日本空军作战任务也发生了变化，1943年2月27日大本营对派遣军任务规定：“在击破在华敌空军的同时，防止敌军对帝国本土空袭之企图。”
翌年进行的一号作战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攻击西南、华中等地区的中国空军基地，防止中美飞机利用中国机场轰炸日本。
3、制空权的转换
中美空军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很大，除了面对优势日本空军作战，还须解决严重的补给障碍。如航空用油及零配机件都严重缺乏。依靠驼峰线运到昆明的补给品，需用汽车装运到贵州的独山，转用铁路运至衡阳等前线机场。
在贵州山路的汽车燃料主要为酒精，运一吨补给品到前线机场需8个星期，途中损耗较大。据统计在上海投掷一吨炸弹，需从美国运18吨物资到印度港口；在中国境内空运汽油，每运一加仑就须消耗一加仑，运到前线每运两加仑消耗三加仑；从印度港口运汽油到中国西南地区前线基地，总代价是6：1。
B-24重轰炸机机群须飞越驼峰线三次，才能运来一次战斗所需汽油。但这些障碍都被克服了，中美空军力量在对日作战中日益壮大。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成立于桂林，美国向中国增派第二十航空队，装备有空中超级堡垒B-29型重轰炸机，B-29机以成都及印度加尔各答为基地。25日，中美空军对日军在台湾的新竹机场首次空袭，翌年6月16日B-29机从成都起飞远程飞行轰炸日本八幡钢铁基地。
到年底B-29机对日本本土及各占领地共投下炸弹3623吨，创下历史上最长距离的空中轰炸行动纪录。在空中作战方面，日军也遭受了许多惨痛打击，1943年9月9日侵华日军空军最高指挥官、第三飞行师团师团长中菌盛孝中将在广东上空被中美空军拦截，座机被击落，师团长连同作战主任参谋宫泽太郎中佐、情报主任参谋高田增实少佐等人被击毙，使日军深受震动。
不到半个月日军即制定计划将第三师团扩编为第五航空军，翌年2月15日正式编成，以挽回空中顽势，军司令官为下山琢磨中将，隶属于中国派遣军。
日本大陆航空单位虽然越编越大，但其作战飞机被歼灭越来越多，双方力量对比变化迅速，到1944年夏据日军第五航空军报告说，中美飞机上升为667架，日本飞机只有220架，双方比例为3:1，日本失去了制空权。
冈村宁次同年8月转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主持攻占广西的桂柳作战。他从汉口到衡阳，因惧怕中美空军截击，飞行只能早晚进行，而陆路也只有黄昏才安全，故本来只需半天路程，却花了3天时间才上任到位。
他在回忆录中说：“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
日本在大陆上空的困窘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本是近代化途中的后进国家，工业落后，20世纪20年代虽曾试产飞机，但基本上无法自产。而日本飞机年产数千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实行倾斜式飞机生产，1943年年产达1.6万架，1944年达2.8万架。
但是，中国军民实行长期坚决抗战，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赢得苏、美及其它大多数国家支持，终于改变了空中战场的态势。中国广大的耕作于田陇的普通民众，也为这一战略态势转变提供了直接的贡献。
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空军指挥官陈纳德说：
“不论日机在中国机场跑道上炸多少洞，一大群中国民工在几点钟内即可把它们修好。有一次桂林遭空袭后，45个大洞在两小时内就填好了。日本轰炸这些飞机场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奇袭中美空军机场上的飞机，可是中国人的警报网使这件事简直行不通。”
又说：
“那些瘦削而有力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飞机场，美空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迅速地建筑飞机场。这样，第十四航空队就如一条怪蛇，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新飞机场产生了。”
建筑在极不对称的中日工业基础上的空中力量对比，终于翻了一个倒转。1940年日本在大陆上空握有绝对制空权，中国的空中力量接近为零，到1943年日本飞机产量接近两万架，中日双方力量却接近平衡；1944年日本飞机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但“制空权逐渐落入敌手”。
日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态势逆转，是日军战略逐渐崩溃的一个重要反映。
4、“殖民解放”的旗帜
日本为加强对其庞大的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打出“殖民解放”的谋略旗帜，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描绘为把亚洲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
东条英机首相还在其演说中称：
“使大东亚各国及各民族各得其所，根据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谋求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
在这“解放”与“共存共荣”旗帜之下，又公开鼓吹实行暴力与征服。
东条1942年1月21日在第79届议会上演说的施政方针，由《朝日新闻夕刊》登载：
第一条：“在使英美屈服之前应把战争进行到底”，第七条：“重庆政权必须彻底加以击碎”，第九条：“国内施政首先必须以作战第一原则为指导方针，增进并强化完成战争之能力为先决条件，必须作到军队、政府和民众一致，集中总体力量”。
在“解放”与“新秩序”的旗帜之下，日军决定集中和统一各方面力量，对占领区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实质性的殖民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地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
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
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
“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植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
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大东亚省的行政机构下辖四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
另设大东亚联络委员会。大东亚省的设置，企图调整原兴亚院与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东亚省，废兴亚院官制。按上述规定，除少数“纯外交”之外，外务省不再担负上述大东亚地区内的外交政务，权力被削弱，东乡外相由此而辞职表示反对。
大东亚省这一机构实际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规定在该地区内的政务，按上述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实权显然由军部控制，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是由军部进一步剥夺了政府在殖民地的行政权力。
陆军还进一步要求由各地军司令官兼任驻在地区（国家）大使，由于海军方面加以反对而未能实现。对于被占领地区的国民来说，一旦被日军占领，虽然挂着“新秩序”与“解放”的招牌，但实质已为日本之一行政区，不再具有普通意义的外交关系，因为《大东亚省官制》已经从实质上使“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伴随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行动而展开的一个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骤。
5、日本殖民体系的形成
大东亚省设置于中途岛战败、即太平洋战争走向下坡路之时，目的是协助挽回战争颓势。随着战争态势的进一步恶化，大东亚省的活动以及对各国的政略也有新的变化。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方针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整备和强化政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增强了谋略色彩。
其第二条规定大东亚政略与侵华战争关系：“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家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
基于上述想法，日本10月30日同汪精卫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几天后又召开“大东亚会议”，将日本同各傀儡或亲日政权排列座次如下：
日本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塞·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
作为旁听的是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斯帕斯·钦德拉·鲍斯。泰国首相銮披汶原定参加会议，但由于日本召开会议目标在于“世界性宣传效果”，而国内的反日气氛高涨，故拒绝参加，致使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
会议通过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
“然而，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2）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3）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4）大东亚各国在互惑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5）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
宣言继续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应“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使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各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通过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
朝鲜和中国台湾作为日本所属版图之一部分，不在大东亚会议之列。
整个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及其控制的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开战后的占领区。
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亦是其核心与外层之连结与过渡。因此，不管各方向战事多么剧烈和复杂，分割侵占东北并征服中国，为日本整个大东亚殖民政策的根本要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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