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nathan Romney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
（2025年三月刊）
世界在变......伦敦在变......迈克·李仍在坚守。
迈克·李
我来到国王十字区的一间办公室，与这位英国导演进行访谈，37年前，他在这一片区域拍摄了《厚望》（1988）。当时，该地区是出了名的浮华庸俗，仍然保留着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1955年执导的《贼博士》中的那种浓厚氛围。
《厚望》
如今，经过改造之后，这里变成了办公区和餐馆区，完全不复当年模样。但迈克·李依然是迈克·李——一个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居民及其神经感官有着敏锐观察力的人。李告诉我，那天早上，由于沟通误差，他比规定时间提前到达采访地点。「我有了1小时45分钟的空余时间。于是，我索性去了国王十字车站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那里上演着上千部电影。」
自1971年以来，除了舞台剧和电视作品之外，李还拍摄了15部电影，他是英国社会敏锐、尖锐而又温柔的记录者，并通过其著名的独特合作风格，培养了几代演员同样敏锐的观察力。
他的作品——无论是以私密尺度为特点的大多数影片，还是在更广阔的背景拍摄的三部19世纪年代片（《酣歌畅戏》[1999]；《透纳先生》[2014]；《彼得卢》[2018]）——由于其独特的基调和特质，除了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分类之外，仍然很难进行归纳。
《酣歌畅戏》
尽管如此，《纽约客》最近的一篇文章还是将他归结为「英国现实主义导演迈克·李」。他接受这个标签吗？
「对于一个以真实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人来说，这样形容是完全合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用的词是『自然主义』，我可能会提出疑义，因为我认为我所做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它触及的是本质，而不是表面。」
李的最新长片《残酷真相》（Hard Truths）的片名又是典型李式风格——这些片名起初听起来含糊得让人欲言又止，似乎掺杂着难以捉摸的陈词滥调——《厚望》（High Hopes）、《生活是甜蜜的》（Life Is Sweet，1990）、《一无所有》（All or Nothing，2002），但随着故事揭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它们就会让人产生共鸣。
《残酷真相》
与李的所有影片一样，《残酷真相》是一部群像作品，同时尤其围绕一个人物展开——一位名叫潘西的中年黑人妇女，生活在伦敦郊区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由玛丽安娜·琼-巴普蒂斯特扮演，这是她在1996年的《秘密与谎言》中饰演验光师霍尔滕丝之后，时隔三十年再次与李合作。
潘西长期郁郁寡欢、焦虑易怒。她的丈夫柯特利（大卫·韦伯饰）和22岁的待业儿子摩西（图瓦因·巴雷特饰）给她带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挫败，就像她的整个人生一样。她几乎一走出家门就会对她遇到的每一个人——医生、牙医、商店店员——大发雷霆，她的疑病症伴随着一种信念，即全世界都在迫害她。
与此同时，潘西的理发师妹妹香特尔（由米歇尔·奥斯丁饰演，李的常用演员，曾在《秘密与谎言》中饰演霍尔滕丝的朋友迪翁）富有同情心，善于享受生活，她的两个女儿凯拉（阿妮·内尔森饰）和阿丽莎（索菲亚·布朗饰）也是如此，她们都是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才，懂得享受当下。
《残酷真相》既有情感上的破坏力，又有话语上的幽默讽刺——琼-巴普蒂斯特的表演亦是如此——似乎可以被列为李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影片的精彩之处一方面在于演员的精湛演技——琼-巴普蒂斯特和奥斯丁在这个颁奖季都获得了多个奖项和提名，另一方面在于其精确性和经济性。
本片执行严谨——看看塔妮娅·雷丁在令人震惊的最后一段剪辑时的紧凑程度——是对李的私密现实主义风格的完美总结。这也是李与迪克·波普的最后一次合作，波普自1990年以来一直是他的摄影师，于去年10月逝世。在《残酷真相》的结尾处，潘西坐在厨房里，凝视着自家后花园贫瘠的围墙，这是一个怪异的、如画作般的凝固静止的瞬间，没有比这更简洁完美的告别画面了。
不过，《残酷真相》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李的其他作品遥相呼应。由于演员阵容中有琼-巴普蒂斯特和奥斯丁，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秘密与谎言》的影子；事实上，两部影片都有一个墓地的场景和一次日间的家庭聚会，以及剧情都在一个撕心裂肺的真相时刻到达高潮。
作为一部聚焦于家庭抑郁症的影片，《残酷真相》与《一无所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潘西（译者注：Pansy，也有三色堇的意思）与另一位以花卉为名的女主角——《无忧无虑》（2008）中乐观向上的波比（译者注：Poppy，也有罂粟的意思）——截然相反。但李对这一相似之处不以为意。「我根本没想过这些。当我在拍一部电影时，我所专注的就是眼前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拍好这部电影，不管它是什么。」
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那些能够自如地生活的人与根本无法应对生活的人之间的对比。为什么香特尔和她的女儿们与潘西、她的丈夫和儿子的生活如此不同？
李把这个问题抛回给我。「你有兄弟姐妹吗？……啊，真有趣，」当我回答说没有时，他笑着说。「你看，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那样的……你去问潘西，她会告诉你香特尔小时候更受宠；但你从香特尔在电影中的反应就可以知道，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生活的复杂性造就了我们，以及让我们在极端的偏执和快乐之间摇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原因有很多，而且五花八门。」
影片的核心是琼-巴普蒂斯特引人入胜的表演，这个角色与《秘密与谎言》中的霍尔滕丝判若两人，后者对世界是如此的警觉而开放。她在本片中饰演的潘西以一种比周围人快得多的神经质般的速度跳动着心脏——无论是从恐慌中醒来，陷入狂躁的抱怨，还是简单地封闭自己，尤其在一场重头戏中，她的沉默所表达的情绪崩溃，甚至比她疯狂的语无伦次更加令人不安。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残酷真相》的演员和角色几乎都是黑人。这不是「一部关于英国黑人生活的电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也不是关于一群「碰巧是黑人」的角色这样含糊不清的说辞；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残酷真相》是一部通过这群特殊角色顺带探讨英国黑人经历和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电影。
是先有了讲述黑人故事的想法，还是先有了与黑人演员合作的想法？考虑到李的剧本创作方式，这似乎是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不是按照传统的大纲进行创作，而是与一群演员一起发掘人物和故事情节，并通过叙事将他们联系起来。「显然，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说，「某个时候我心想——『好吧，是时候与玛丽安娜和米歇尔再次合作了。』」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人物细节，如俚语的润色，以及从伦敦腔中突然出现的牙买加口音，又如潘西将柯特利的工友维吉尔斥为「那个傻佬」，都是演员自己在排练过程中即兴带来的细节。李坦白，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创作关于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的故事——包括他那些关于北爱尔兰、希腊裔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上流社会人物的舞台和电视作品。
「无论我们拍什么作品，无论我对它们了解或陌生多少，合作都十分重要，我绝对会去学习和运用其他人所了解的东西。因此，以你刚才提到俚语为例，我并没有去单独研究这个领域——我和演员们通力合作，她们知道这个角色会怎么说话，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剪辑所有的对白。对我来说，整个电影制作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然，在人们对哪些艺术家「适合」或「不适合」处理某些主题持谨慎乃至怀疑态度的时候，许多人仍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81岁的白人导演为什么要拍一部关于黑人的电影？李无暇讨论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无稽之谈。而且，参与这部电影的每个人都如此认为。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我们的故事是否真实、是否有力。至于我是否有资格拍摄这部影片——这完全无关紧要。这种讨论是21世纪的悲剧性表现。我不想跟它扯上任何关系。」
关于潘西及其家人的经历，有一个问题涉及到《残酷真相》中从未公开讨论过的东西——种族主义。但它的存在似乎至少是隐含的。以凯拉在一家化妆品公司的白人老板（萨曼莎·斯毕洛饰）的那场戏为例，后者对她提出的改善品牌形象的建议嗤之以鼻。还有潘西斥责摩西独自长时间散步，警告他可能会被指控徘徊于某处企图作案——考虑到黑人青年在伦敦街头可能面临的现实，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潘西关于种族主义的亲身经历会不会是她长期焦虑的根源？
「一方面，」李说，「如果说这些角色中都从未经历过种族主义，那就太荒谬了。很明显，他们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过——因为这是他们存在的现状。另一方面，这并不是影片的核心主题——这是故意为之的，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陷入传统的套路和处理那些关于黑人的电影通常展现的问题。这不是重点——但它当然有所涉及，『这些人是这样的。』」也许在凯拉与老板对话的那场戏中存在种族主义议题——「但这要由观众来决定，而不是我。」
李曾称琼-巴普蒂斯特为「性格演员」：在他看来，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很多人眼中的贬义用法。「在老派的行话中，性格演员是指好莱坞那些年纪大、演小配角的人。但这与我们所谈论的含义相去甚远。演艺界有一个庞大的传统，尤其是在电影中，总是让演员本色出演。但我希望演员们在我的电影中能够尽可能地多变，能够扮演多样的真实的人。
在李的作品中，这种角色的转变涉及到著名的「沉浸」，这并不是通俗理解的「成为」一个人，而是了解这个人——完全熟悉他们的历史、生活方式、言行举止。这也包括角色的专业技能——比如奥斯丁学习做发型，就像香特尔会在她的发廊里做的那样。
「虽然她一辈子去了无数次发廊，但她为了这个角色，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发廊学习如何做头发——不仅如此，还要学习如何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头发......实际上，奥斯丁在家里摆了一个假人，这样她就可以练习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假思索地做头发了。演员去做研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标准程序，观察人们在做什么和身处何地做这些事。」
李已经在为他的下一部电影筹措资金，他说这部电影的规模将与《残酷真相》相当。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严格标准的执着从未松懈。他还记得自己的前任制片人、已故的西蒙·钱宁·威廉姆斯在与投资人会面回来后的情景：
「他说的大意是：『他们不在乎有没有剧本。他们不在乎故事是关于什么的。他们会给你世界上所有的钱——但他们坚持要一个名字』——即一个美国电影明星。然后我会说，『别理他们了。』常常有人问，『你对年轻电影人有什么建议？』永远不要妥协。永远不要说：『好吧，我并不想拍这个，但如果我拍了这个，或许就可以拍那个。』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胡扯。」
在这个精明务实的时代，对于有抱负的电影人来说，这可能不是最实用的建议——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也是李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虽然评论家们往往倾向于将李的方法神秘化，但他其实是完全脚踏实地地对待这些方法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几次问到这样或那样的见解或效果时，他回答说：「这是游戏的本质。」他的游戏具有非常特殊的本质，尽管尖刻，但却比人们有时认为的更具同情心。斯蒂芬妮·扎卡雷克最近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影评的标题是：「《残酷真相》展现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无限善意。」但李对他笔下的人物究竟有多无限的善意呢？在生活中，是否有任何人物会让他想要抨击？
「不，这并不是关键。对我来说，电影的意义在于理解他人、感同身受，而不是评判他人。当然，《赤裸裸》（1993）中的房东是个极端的例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觉得他是个极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但他也有十分脆弱的时候。重点在于要看到人们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