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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3月18日，美俄元首再次通话，双方达成包括“俄乌30天内不攻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多项共识。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就实施“部分停火”达成一致。就目前而言，俄乌冲突离全面停火似乎又近了一步，但涉及乌克兰土地划分等关键议题的谈判尚未展开，各方角力仍处胶着状态。
此前，特朗普曾表示，俄乌冲突永久和平协议可能包括基辅就领土问题做出让步，以及俄方拥有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还曾称将进一步讨论俄乌“分割特定资产”。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近日则以“餐厅隐喻”形容当下局势，“餐厅里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在菜单上”。这不禁让外界联想起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美苏瓜分欧亚势力范围的那段历史。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政治教授兼学术院长Monica Duffy Toft近日在《外交事务》上发文指出，尽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端倪尚未显现，但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与二战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主要大国正试图通过彼此协商重构全球秩序，恰似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盟国领袖重塑世界版图。大国正重新以硬实力划定势力范围，这或将使全球秩序经历动荡。
图源：Foreign Affairs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冲突。
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便开始全面试探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不断测试西方捍卫这一秩序的底线。这场战争不仅迫使欧洲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促使美国决策层重新评估对外承诺的意愿。此外还有并非战争当事方的中国，被塑造成了俄罗斯的“支持者”。
其余国家也不得不思考一系列问题：如何平衡与强国、交战国之间的关系？当下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与道义、立场，站在未来数十年后来看，到底还是不是明智之举？
18日，美国新兴新闻机构“旗语”（Semafor）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承认克里米亚地区为俄罗斯领土，作为未来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图源：新华社
冷战后二十年间，上述的问题似乎一直退居次要地位。苏联解体极大缓解了西方对世界大战的恐惧，这种恐惧曾让西方容忍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很多政治领袖与战略分析家都寄希望于多边主义与新型集体安全机制，期待零和式地缘政治博弈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国际局势的演变打破了这种幻想：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经济体；普京不断巩固权力；中国加速拓展全球影响力。国际政治迅速回归传统的强权逻辑，大国再度倚仗军事威慑、经济制衡与外交胁迫来划分势力范围——即便并不对某地区行使主权，但仍旧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施加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
就目前而言，尽管还没有世界大战的端倪，但地缘政治格局与二战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主要大国正试图通过彼此协商重构全球秩序，恰似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盟国领袖重塑世界版图，彼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会面，并协商划分欧洲划势力范围。
雅尔塔会议标志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重塑，但也加剧了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成为冷战的起点。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这类谈判甚至不需要出现在一场正式会议上。就比如在俄乌冲突的和平谈判中，如果中、美、俄三方都达成共识，即权力比意识形态分歧更重要，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重演雅尔塔会议，决定周边国家的主权与未来。
与雅尔塔会议上两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与一个专制政权（苏联）博弈的局面不同，在当今世界，政体差异已不再构成共同利益认知的藩篱。换句话说，实力就是硬道理，这实质上就跟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绘的一样：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在此种世界格局下，北约、欧盟等多边机制都会被边缘化，而小国的自主权也可能遭受挤压。
在过去二十年里，推动权力政治回归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美国——无一例外地由推崇“让国家再次伟大”的政治强人掌舵。这并非历史巧合。此类领导人一面渲染国家当下国家的处境受制于内外敌对势力的“屈辱现状”，一面虚构出辉煌的往昔图景，并由此激发屈辱感，进一步强化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国家的复兴只能依靠硬实力来实现，而掌控与拓展势力范围就能恢复日渐消逝的强国荣光。
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远不足以实现普京对俄罗斯应有地位的构想；而对于美国而言，甚至开始设想吞并加拿大。
另一种情形也是可能的，即欧盟和北约在大国扩张、博弈中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并在其中充当制衡力量，阻碍美国、俄罗斯等强权国家利用硬实力实现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些潜在的制衡力量必须积极争取支持，同时利用全球化对大国分割世界的扩张企图形成天然障碍。
特朗普支持者拉起“MAGA”横幅。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势力范围”回归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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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范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84-85年的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上，当时欧洲列强制定了瓜分非洲的规则。但其实这个概念起源更早，早已在影响多国的国际战略了。
比如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试图通过武力占领周边国家、并扶植忠诚的傀儡政权来扩大其影响力。再比如英国和沙俄为了争抢中亚（尤其是阿富汗）的控制权，也经历了长期的斗争。美国1823年的“门罗主义”更为直接，直接宣布欧洲国家不许插手美洲事务，相当于把整个拉丁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提出，主要目的是阻止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殖民扩张，并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图源：Wikimedia Commons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构建势力范围的角逐催生出新型同盟体系，最终诱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战时为削弱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将殖民主义称作是“对民族自决的暴行”，动摇了其道义基础。此举也使美国盟友——尤其是法国和英国遭受损失，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两国愈发难以维系海外殖民地。
到二战结束时，因为“势力范围”与“殖民主义”有紧密关联，两个概念已被国际社会视为落后且易引发冲突的政治遗产。
但雅尔塔会议却让“势力范围”这一概念回归国际舞台。虽然雅尔塔体系本质上是所谓民主国家阵营的妥协，被认为是阻止另一世界大战的权宜之计。彼时英美两国均已深陷厌战情绪，难以继续维持军事动员。在缺乏有效威慑手段的情况下，阻止苏联红军西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满足其地缘政治诉求。
在十九世纪，强权竞争聚焦军事与经济硬实力；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冷战催生了新的大国博弈维度：美国通过好莱坞文化、对外经济援助、顶尖高等教育吸引力、海外投资以及其他海外项目（推行美式民主以及创立“和平队”等组织）构建了全方位的“软实力”影响力网络；
苏联则在全球范围展开共产主义宣传，更以“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为纲领开展针对民主国家的认知战，长期散布虚假信息分化西方社会。
随着1991年后意识形态对抗让位于市场化改革、民主化进程与全球化浪潮，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看似失去现实意义。在冷战时期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鸿沟消解后，国际政治学者普遍认为，世界政治将转向经济相互依存的模式。另外，通过协作解决全球性难题的实践也体现了多边主义的优势。
民主原则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以及前苏联及东欧集团国家快速融入国际制度体系，更强化了“权力应当（且能够）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实现分散化”的观念。
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NATO-Russia Founding Act）作为冷战结束后确立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框架的关键，被视为典型案例。它明确规定缔约方承诺避免构建势力范围，要求北约与俄罗斯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不存在割裂界限或限制任何国家主权的势力范围的共同安全空间”。
强权政治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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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强权政治在俄乌冲突前就已经死灰复燃。1999年北约在美国主导下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2003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些均表明领导者们仍笃信军事升级可作为巩固强国地位的可行选项。
近年来，中美围绕全球科技经济主导权的博弈愈演愈烈——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实施制裁，而中国则投入重金构建替代性供应链，并推进规模空前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正将金融制裁武器化，作为遏制战略对手的重要工具。
俄罗斯的战略选择则始终体现着“以弱制强”的博弈智慧。面对物质实力差距，其运用混合战争手段持续削弱西方：通过网络攻击（如干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大选）、系统性信息操控等非对称战术，成功穿透传统防御体系。
从普京近年来的多次演说可见，其地缘政治观念始终植根于势力范围逻辑——他始终无法理解北约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存续的合理性，更难以接受北约东扩将整个欧洲转化为美国势力范围的事实。这种认知分歧最终演化为行动：自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起，俄罗斯逐步升级混合战争策略（包括利用代理人武装力量），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标志着战术转折，最终在2022年以全面战争形式摊牌。
如今，正在浮出水面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更加标志着19世纪式地缘政治的强势回归——即大国对弱势国家单方面强加规则。俄罗斯与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联合施压，要求乌克兰接受领土割让并承诺不加入西方军事联盟，这种安排几乎将使乌沦为俄战略附庸。
美国媒体10日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天称，乌克兰在未来达成的任何俄乌和平协议中都必须做出领土让步。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若施压成功，战争的结局将使动用武力推进国家利益的行为成为常态，这种转变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过去数十年间大国屡屡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诉求，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案例均证明军事干预代价高昂且适得其反。俄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更是陷入泥潭。讽刺的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转向（指战略收缩），却在此刻给了俄罗斯战略优势。
一种较为古老的权力政治模式正在迅速回归。
确立势力范围意味着主导大国削弱地理上邻近国家的主权，就比如现在特朗普正试图对加拿大、格陵兰和墨西哥做的那样。基于势力范围的政治秩序还依赖于其他大国的默认共识，即不干涉彼此的势力范围。
1月9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发布一张地图，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岛都用黄色标记，暗示其心中所想的美国地理版图。图源：真实社交
多方博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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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和军事实力衡量，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大国。然而，今天的俄罗斯经常被与苏联混同，这使其拥有超出实际能力的“光环”——它仍是不容忽视的核力量。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认同避免核战争的情境下，相互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作为遏制冲突升级的机制。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可能类似于一场新的雅尔塔会议，而中国的角色或许会类似于1945年英国的角色。在雅尔塔会议上，英国虽然因二战而削弱，但凭借其帝国遗产仍被视为大国，在平衡美苏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关切。
3月11日，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会谈。图源：新华社
但跟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清晰地划分势力范围不同，现在划分势力范围比较棘手。在一个全球化程度不高、大国都依赖钢铁和石油的世界里，划定并尊重地理上连贯的势力范围要容易得多。但在今天，大国所需的关键资源遍布全球，使势力范围的划分更加复杂。
比如，台湾地区就是一个敏感点，因为其生产的芯片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断然无法接受中国在芯片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不希望俄罗斯独占乌克兰的稀土资源。
此外，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如今，尽管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大陆，却更有可能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正因如此，中国正努力发展为海洋大国，并竭力破坏美国的海上影响力。
即便在未来，中美俄三方走向更具合作性的关系，欧洲国家也不得不自谋生路。德国和法国等国可能会制定独立的安全战略。而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很可能会要求欧洲盟友提供更多防务承诺，但对于这些承诺，欧盟国家可能既没能力也不愿兑现。这种局面不仅会削弱美国在亚洲对盟友的战略地位，迫使这些国家寻求其他防务合作，甚至走上拥核道路。而欧盟或许会因此加速转型，变成一个更接近美国体制的联邦制国家。尽管法国、德国和英国仍具备一定实力（其中法英还拥有核武器），但只有欧洲真正实现联合，才能在军事和经济上有效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多重压力。
如果美国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那么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策略，推动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增强军事自给能力，并努力实现其安全和经济协议得多元化。日本可能加快军事扩张，并寻求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区伙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韩国可能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来对冲其地缘政治风险。
如果俄罗斯进一步靠拢中国，欧洲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这种格局将强化类似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但如果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路线，这可能促成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使它们成为“摇摆力量”，在中美之间施加影响，获取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地缘政治将呈现19世纪大国博弈与21世纪战略集团竞争的混合模式。
澳大利亚将在经济与安全战略上面临艰难选择。它可以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深化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并增加军费开支以增强威慑力。但如果中国成功在亚洲建立其理想的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可能会选择作为地区稳定力量崛起，强化自主性，而不是继续作为美国主导集团中的附庸角色。
总体来看，势力范围很少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受到各方争夺。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重新浮现也表明全球秩序正在经受考验。这可能导致全球政治回归到早期的权力政治模式。
但另一种可能性正在浮现：经历数次动荡危机的洗礼后，国际体系可能重拾以多边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主导（或集体协作）的安全机制为核心的规则秩序。
然而现实是，美国已不再是稳定力量。尽管不久前，美国还被视作遏制地区扩张主义的主要力量，如今却似乎正在助长甚至效仿这类行径。未来格局究竟会回归可控的均势平衡，还是陷入长期动荡与对抗，取决于各方在势力范围争夺中的博弈烈度——尤其是中、印、伊、俄、美等国为实现自身战略诉求所愿付出的代价。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编译 | 周浩锴
审阅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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