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社会的聚光灯转向其他地缘危机之时，叙利亚这个曾一度的“阿拉伯之春”热点地区，正在历经着一场无人关注的政治悲剧。在教派仇杀的阴影当中，过渡政府仿若行走于流沙之上，每一步都或许会陷入更甚的治理困境。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博弈，更是一个由血与火所铸就的治理学悖论：当合法性、代表性以及效能这三者，无法同时获得的时候，和平过渡，是否只能变成空中楼阁呢？
叙利亚的教派地图，就如同一幅拼凑不齐的马赛克：阿拉维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基督徒德鲁兹人——每一块碎片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历史创伤。在这般土壤之上，任何政治框架都难以深深扎根。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年，叙利亚因教派冲突而致使的经济损失超4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断裂的社区与激化的仇恨。
"过渡"二字在叙利亚已成为一个残酷的政治笑话从2011年内战爆发至今，叙利亚经历了至少六次所谓的"过渡政府"尝试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前特使德米斯图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叙利亚的过渡政府面临的不是接管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已经碎片化的国家创造共同治理的可能性。
令人深思的是，教派之间的仇恨，并不是叙利亚那漫长历史中的常态情况。二战后至2011年之前的叙利亚，尽管在政治方面实施着较为严苛的统治，不过各教派之间却依然维持着一种相对而言平和的、共同存在的状态。内战引爆的，不仅仅是政治危机，更是将长期维持着的教派间那微妙的平衡给撕裂了。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表明，教派认同，在冲突初期并非主要动力，而是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政治的操弄之下，逐渐成为了冲突的主轴。
过渡政府的困境绝非简单的"派系不合"。深入分析之后发现，叙利亚所面临的状况乃是“三重治理陷阱”：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缺失，于领土层面呈现分割态势，且在制度领域陷入真空状态。当一个政府无法控制其声称管辖的领土，无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又缺乏广泛的民众认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成为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哈佛大学冲突研究专家拉蒙·布拉科维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叙利亚不是政府失败，而是治理概念本身的崩溃。"
过渡政府面临的最大悖论在于：为获取国际认可而做出妥协的政府，往往在国内丧失合法性；而着重强调本土合法性的政府，又时常难以得到国际支持。2017-2019年那段期间，叙利亚反对派组建的过渡政府，虽获得了44个国家的承认，却无法掌控叙利亚15%的领土。这种“名义治理”的困境致使政府权威持续流失。
教派仇恨，已然深入地方治理的毛细血管。在霍姆斯省的一个小镇，当地居民需经过三个，不同派系的检查站，方能到达最近的医院。据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统计，有87%的叙利亚难民称，即便战争结束，教派间的仇恨，也会阻止他们返回家园。这种微观层面的分裂，如同细小的伤口，即便大规模冲突停止，亦会长期阻碍国家痊愈。
冲突各方将过渡政治进程视作零和博弈，这是治理困境的核心所在。当每个教派群体都觉得，任何妥协就意味着生存受到威胁之时，政治谈判便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在叙利亚冲突中，有至少14个武装派系拒绝参与那些不能保障其群体优势地位的过渡安排。这种“生存政治学”让传统的权力分享模式几乎难以施行。
更令人忧心的是"治理真空"的恶性循环。当中央政府缺位之际，各地方割据势力，往往会借助极为极端的方式来维持秩序，进而进一步加大教派之间的隔阂。伊德利卜省由极端组织控制的区域，就出现了系统性的教派清洗。而政府控制区域内，阿拉维派对关键安全部门的垄断也引发了逊尼派的强烈不满。这种局面下，任何过渡政府都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既要打破极端分子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助长政府一方的教派偏向。
国际社会的介入常常加剧而非缓解这种困境。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使得叙利亚成为代理人战争的舞台。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叙利亚，国际干预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是问题的一部分。"这种外部分裂的映射进一步强化了内部的教派分化。
教派政治学的解构，乃是走出困境之关键所在，不过这就需要突破传统的西式民主框架。黎巴嫩与伊拉克的经验显示，单纯地套用西方民主模式，反倒有可能将教派分裂制度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了“渐进式功能治理”这一概念，主张先于非政治化的基础服务领域构建跨教派合作，而后再逐渐拓展至更为敏感的政治领域。
这里和平区的这类探索，或许能为叙利亚北部的部分区域带来，一抹曙光。当地长老，以及民间组织，成功构建了，跨教派的合作机制，将水资源分配、基础设施维护等事务，妥善解决。这些在有限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创新，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充分证明了教派间协作的可行性。传播这些“和平范例”，也许比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框架更具现实价值。
深层次来看，叙利亚的教派冲突，并非是那种不可调和的古老仇恨，而是现代国家治理出现失败所导致的产物。历史学家雷蒙德·欣内布施的研究表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叙利亚地区，曾长久地维持着一种相对较为和谐的、多种教派共同存在的状态。如今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在于去寻觅那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而在于重新构建起能够让不同群体和平共处的社会信任以及制度保障。
最终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治理困境提醒我们一个深刻而痛苦的教训：在深度分裂的社会中，和平不是政治协议的结果，而是社会修复的起点。当我们谈论叙利亚的"过渡"时或许应该思考的不仅是政权更迭，还有如何从教派身份政治过渡到公民身份政治，从零和博弈过渡到正和合作。
叙利亚的教训，终将被写入全球治理的教科书：当一个社会，沿着教派线发生断裂之时，修复的过程，远比断裂本身要漫长许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未来的和平，不会来自政治精英们那短暂的握手言和，而是源自普通民众跨越教派之间那深深的鸿沟所进行的日常合作。这条从仇恨到共治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正如叙利亚一位社区领袖所言："当我们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而是视为邻居时，治理的困境才有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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