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拉锯战。
2025年3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推动教育部的关闭，将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说，除核心的必要功能，政府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关闭教育部”，并将“尽快关闭它”。
2023年9月，当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竞选集会上高呼“联邦教育部必须终结”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幕不过是美国保守派与联邦教育机构漫长博弈的最新注脚。自1980年里根竞选时首次提出废除教育部以来，这场围绕“教育权归属”的斗争已持续近半个世纪。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提出将教育部与劳工部合并的提案，看似是行政效率改革，实则是一场深植于美国政治基因的意识形态战争——保守主义对“大政府”的敌视、对州权的捍卫，以及对联邦干预教育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
一、教育部的“原罪”：从诞生起就踩中保守主义红线
1979年卡特总统签署《教育部组织法》时，不会想到这个新设部门将成为保守派的长期靶心。
1979年10月，美国联邦教育部正式成立，开启了联邦干预教育的新时代。然而，自提出成立联邦教育部的立法提案开始，呼吁裁撤该部门的声音便从未停止。尽管联邦政府教育权的扩张已经在相当范围内达成了共识，社会对联邦教育部的接受度不断上升，但由于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教育分权传统，人们对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充满了质疑。自联邦教育部成立以来，其角色和地位不断变化。
在1979年这部法律诞生的背景颇具讽刺意味：作为民主党总统对全国教育协会（NEA）的政治回报，其核心职能被刻意限制为“资金分配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教育部80%的预算流向学生贷款和弱势群体资助，教学内容管控权仍牢牢掌握在州与学区手中。但即便如此，它的存在本身已触动了保守主义最敏感的神经。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林赛·伯克指出：“联邦教育部的成立违背了宪法第十修正案精神。”这种观点在保守派中极具代表性。他们援引1787年制宪会议记录，强调“教育”一词从未出现在宪法正文，因此管理权应归属各州。这种宪法原教旨主义解读，构成了保守派攻击教育部的法理基础。
里根时代的政策遗产为这场斗争定下基调。1981年，刚上任的教育部长泰雷尔·贝尔公开支持裁撤本部门，这种“自杀式”表态背后，是保守派对联邦教育权的全面否定。当时的教育部预算占联邦总支出的2%，却要管理全美90%学区接受的联邦资助。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教育部成为“大政府”的完美象征。
二、资金分配背后的意识形态战场
特朗普政府将教育部称为“多余的中介机构”，但这种指控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教育部实际扮演着教育财政的“神经中枢”。2022财年，该部门管理着826亿美元预算，其中560亿用于Title I项目（弱势学生补助），另有1220万美国人依赖其学生贷款系统。这些数字背后，是保守派难以言说的困境——既要反对联邦干预，又无法否定弱势群体对资金的刚性需求。
这种矛盾在“校园午餐计划”争议中暴露无遗。当教育部将营养补助与反肥胖政策挂钩时，得克萨斯州立即指控其“越权”，但该州26%学童依赖这项资助。类似悖论层出不穷：保守派州长一面痛斥联邦拨款附加条件（如Common Core标准），一面又积极争取STEM教育专项经费。
学生贷款体系更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教育部目前持有1.6万亿美元贷款债权，这个数字在2006年仅为500亿。保守派批评者认为，联邦贷款扩张扭曲了高等教育市场，却回避了私立贷款机构曾制造的次贷危机。这种选择性质疑，暴露了其真正关切：不是贷款机制本身，而是联邦通过财政手段影响教育选择的权力。
三、地方接手的现实困境：保守主义理想遭遇制度铁笼
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唐娜·巴哈尔的豪言犹在耳边：“给我们权力，我们能在三天内接管所有联邦项目。”但现实远比口号复杂。当亚利桑那州2018年尝试自主管理Title I资金时，发现需要新建200人的审计团队来满足联邦监管要求——这笔开支超过了该州获得补助的10%。
这种困境揭示了保守主义教育观的内在矛盾：既要求“去官僚化”，又无法摆脱现代教育治理的专业性需求。北达科他州农村学区总监莎拉·威尔逊坦言：“没有联邦资金协调，我们甚至凑不齐校车维修费。”该州72%学区学生不足500人，根本无力建立独立融资体系。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政策延续性。奥巴马时代的“力争上游”基金虽被保守派诟病，但确实推动了42个州教育改革。突然切断联邦资金管道，可能造成特殊教育服务、双语项目等系统性崩溃。这种改革成本，连深红州犹他州都不得不谨慎考虑——该州13%的教育预算依赖联邦拨款。
四、文化战争的新前线：教育分权背后的价值冲突
特朗普政府关闭教育部的提议，恰逢保守派在CRT（批判种族理论）、LGBTQ权益等文化议题上的全面反攻。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存在，使其成为进步派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2021年，该办公室处理的校园性别歧视投诉达4,852起，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720。对保守派而言，关闭教育部不只是行政改革，更是阻断进步价值观渗透校园的战略举措。
这种文化焦虑在教材审查运动中尤为明显。虽然教育部不直接干预教学内容，但其资助的地方项目常成为价值传播渠道。佛罗里达州通过“停止WOKE法案”后，立即有学区发现无法继续获得联邦多元文化教育补助。这种隐形的价值观博弈，使得教育分权问题升华为文明形态之争。
五、保守主义改革的悖论：小政府愿景遭遇大社会现实
茶党运动元老迪克·阿米曾断言：“关闭教育部是恢复宪政秩序的第一步。”但现实政治远比口号复杂。即便在共和党控制的州，教育局长们也悄悄组建“州际教育协作网”，以填补可能的联邦职能真空。这种务实主义态度，折射出保守主义理想与治理现实的深刻裂痕。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主张教育分权的保守派，却通过“校园选择权法案”强化州政府对私立教育的控制。这种“选择性集权”暴露了其真正诉求——不是消除政府干预，而是争夺教育话语权。正如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当代保守派的教育斗争，本质上是将学校重塑为文化再生产工具。”
结语：分权神话与治理现代化的永恒张力
当特朗普在集会上宣称“让教育回归社区”时，他巧妙地将复杂的管理问题转化为动人的政治叙事。但这种叙事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即便最保守的农业州也无法自外于教育标准化、技术革命和劳动力市场变革的洪流。
教育部存废之争的本质，是美国政治传统对现代化治理的本能抗拒。保守派试图通过解构联邦教育权来恢复某种想象中的“小政府乌托邦”，却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的治理需求。这场持续四十年的拉锯战，终将证明福柯的洞见：“权力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关闭教育部的真正挑战，不在于拆除华盛顿的某栋大楼，而在于重构一个能同时满足地方自治与现代性要求的治理体系——这个任务，可能比保守派想象的更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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