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包含刘伯承（中原军区司令员）在内的六个大军区司令员，前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一见到他们，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拿你们几个人开刀。”
这出乎众人的预料，原以为毛主席在这段开天辟地的大好日子，会对他们这些有功之臣、封疆大吏说几句鼓励的喜庆话，没想到毛主席开口就是警告。
刘伯承晚年跟老下级讲起时，感慨道：“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应该就是毛主席要的效果。
毛主席治军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后世称三湾改编是铸军魂，这话一点不差。当其他根据地和革命武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军队规章制度时，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已经有了。
而且改编的时机特别巧妙，不是安定下来后，而是在部队失利、处境艰难、没有根据地、人心浮动的时候。当时秋收起义余部仅剩千余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减少。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到达当晚，毛主席就主持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存问题和解决措施，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对现有部队进行改编。
此次改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压缩部队建制，让每名指战员自由选择去留，走的不拦还给路费；建立党代表制度和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在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清除旧军队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所有不良影响。
这是非常重要的，直接把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改头换面、脱胎换骨成人民的军队、先进的军队。
毛主席在这个时间节点进行的一系列改编，成为后来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定制，也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不断壮大，实力冠绝其他苏区和红色方面军的根本。
罗荣桓后来说，毛主席此举为当时的红军、后来的解放军，注入了灵魂，让部队有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这看似不太复杂的改编，带来的好处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影响深远。
这与毛主席对刘伯承等六大军区司令员的“提醒”时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长征中后期，张国焘拒绝北上，率部南下一事，让毛主席更加重视治军了。西安事变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共顾全大局，选择接受蒋介石的改编。
八路军刚诞生的时候，被迫取消了政委制度，过去的政治部也被改名为政训处。国民党还表示将向八路军派出辅佐人员和政训人员（遭到我党强烈反对，未能实行）。
此事对我军造成的负面影响，毛主席一清二楚，但他没有立即恢复。一是防止国民党借题发挥，暂时让步；二是我军内部有少数人对政委制度没有那么支持，取消了再恢复的话，必须师出有名，有足够分量的恢复理由。
红军改编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一个月后，黄克诚经过多日细致的实地调查，得出我军应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结论。任弼时听后，让他详细表述调查情况和建议，起草报告，上报中央。
毛主席收到黄克诚的报告后，很快就代表中央复电，“完全同意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请即速令执行。”
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有两支：北方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敌后发展壮大，因种种原因，自主性比较强，跟中央的关系有时不是很密切。
皖南事变前，警惕性极强的毛主席早有察觉，近一年时间对新四军，发出5次预警电报。奈何执行不到位，导致转移良机接连错失，最终酿成惨案。
拥兵不听中央命令，乃至达到自重地步的问题，毛主席是解放战争后期，天下基本大定时才开始着手解决的，毕竟之前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和解放，各大方面军将领需要足够的自主权，才能更好发展，才能提高打胜仗的概率。
因此，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分析取舍，毛主席暂时无视。解放后期，毛主席防患未然，选择出手了，行动不温不火，没有急于求成。
1948年1月，毛主席别出心裁地设立请示报告制度，名曰“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中央局、中央分局、野战军和大军区等军政干部，都必须严格执行。
对不同机构的不同军政干部，毛主席定下严格的“报告”要求。这个事上，华野的军事首长和东野的军事首长，挨过毛主席的责问批评。
治军不严的后果，从旧社会一路走来的毛主席心知肚明，由不得他不去想方设法地让军队规矩起来。
毛主席治军严格的态度，体现在方方面面。延安时期，因留守兵团一名战士边走边踢石头，不小心把一个石头踢到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女学员头上，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毛主席定下一条规矩：“以后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也是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这为后来如何处理军民关系确定了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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