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秋5000
编辑||杨伦清
“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客观地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
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共和国尚未建立、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
“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工商业中心，陆海交通发达，有4万多家工商企业户，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产业工人近20万人，居全国第二位。
当时，全国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在这一形势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指示精神，总结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全国城市工作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风尘仆仆地到达天津，主要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前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天津的这段时间，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兼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开展调研。
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听取意见。
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的比例占80%，由于战争刚结束，大部分私营企业还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企业主顾虑重重，还在徘徊观望。黄克诚和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这个问题时说：
“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
“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为解除私营企业主的顾虑，使他们相信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刘少奇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说法。在与著名工商界人士宋棐卿、李烛尘、资耀华等座谈时，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
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出席正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并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
刘少奇在天津的视察和讲话，在天津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有力地扭转了“左”的倾向。
其中，对资本家曾讲到“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言词。这些讲法曾引起党内争议，也有不少人迷惑不解。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抓住这个问题，对刘少奇发动了残酷的批判斗争。
其实，刘少奇在这里讲的问题，是与他提出的不要过早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为了贯彻和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其一，刘少奇讲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要消除民族资本家的疑惧心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在工业生产中，国营经济成分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自然不容忽视资本家的私营企业。但是，当时在处理公私、劳资等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党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
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过53次清算斗争，使资本家产生了极大的疑惧心理。
资本家脑子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
在电视《大宅门》里，郑老屁的孙子孙三旦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统计，当时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可以说，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提出：
“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有的资本家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
刘少奇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
当时的工人也说：
“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
“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
“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
“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讲话精神，就其实质而言，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当时“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
当时，天津的工商业将近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都要他们供给，
“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
。毛泽东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
“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
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
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
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刘少奇依据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观点，指出：
“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我们国家的“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由此可见，尽快恢复、保护和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国家富强起来，是我们党的总方针和总原则。
其三，资产阶级剥削与奴隶主和地主阶级剥削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以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三个阶级社会形态，而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相比，进步得多、文明得多、革命得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贡献也大得多。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讲，近100年中，资产阶级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刘少奇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明确指出：
“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
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刘少奇对民族资本家说：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
“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
“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他还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他还讲：“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刘少奇设想“将来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
关于过渡的方式，他多次讲过，中国可以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他认为，中国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
在当时，刘少奇为什么强调“不要怕资本主义的适当发展”？
关键是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人民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手中有了政权，这是决定性的。
他说：
“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
可见，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的，是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的。
他讲的“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根绝”的，我们应懂得这个历史的辩证法。
实际上用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刘少奇同志和话，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总得有人当老板办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只可惜刘少奇的这番话在运动中和现在很多人误解。
朋友们说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