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而在近现代史上它更是承载了许多浓墨重彩的历史时刻。
一如蒋介石不仅曾在这里“避暑”，还曾在这里安排“剿匪”、抗日等事务；又如建国后的三次庐山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信”导致会议直接转向，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命运也斗转直下。
1961年的庐山会议，则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充满了斗争，展现了政治的波谲云诡。
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在1970年庐山会议开始前，组织上对于此次会议的态度是十分轻松的。
周总理提前接到了相关通知，按照时任候补中央委员宋双来的说法，会议只有三项议程，并不涉及复杂的人事问题和战略决策问题。
所以周总理和其他参会干部都比较放松。甚至于当时有干部问周总理会议能开几天。周总理还轻松地说：“三五天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也以致于当时很多干部对此还有点小失落，因为庐山风景不错，适合休养，他们本来还想在庐山上多住几天，没想到会议这么简单，只能快去快回，显然休养是不可能了。
可是结果就在大家觉得这次庐山会议“没啥问题”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按照常理出牌（某人之流借机争夺权力大造舆论助推之下），会议开了半个月，期间还严肃处理了高级干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震慑了级别很高的人。
在解释这个问题前需要先介绍两个人，一个是陈伯达，另一个是吴法宪。
陈伯达是福建泉州人，出身秀才家庭。他20岁的时候在上海当过记者，四一二政变那年正式入党，长期负责宣传工作，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留学，回国后继续负责宣传工作。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发表了一些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自此之后得到重用，成为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可以说他能逆天改命，完全是因为毛主席的提携。
在特殊时期，他的地位空前提高，名列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林周三人，是五大常委之一。
吴法宪是江西永丰人，出身贫寒，15岁参加红军，入党后，他从团青年干事起步，长征结束的时候已经当上了团政委。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兵团副政委，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表现出色，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两年后升为空军司令员，成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之一。
特殊时期他受到林彪的重用，1969年成为了政治局委员。
了解两个人的大致情况后，再看1970年庐山会议，思路就会清晰很多。
当时陈伯达和吴法宪都在会上发了言，两人谈到的话题几乎差不多，先是吴法宪发言，然后陈伯达跟进，讲了观点类似的话（天才论）。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发言惹怒了毛主席，陈伯达直接被拿下，被捕入狱。
吴法宪则被警告，当时躲过了一劫，但后来因为913事件也被拿下。
对于为何陈伯达被拿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陈伯达的地位更高，是政治局常委，拿下他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因为在毛主席看来，陈伯达的背后还有其他大人物。第二个是相比于陈伯达，吴法宪和很多高级干部的关系都比较近，且有军权，直接抓他可能引发恐慌。而且陈伯达是毛主席亲自提拔的，处理自己亲自提拔起来的人，别人不好多说什么。
多年后，毛主席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起这件事，说毛主席当时并不是临时决定要处理两人，而是早有打算，因为毛主席早就提前动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
汪东兴后来也提及此事，说毛主席在写文章前仔细思考了好几天，还找了很多人谈话，甚至半开玩笑的对警卫队长陈长江说：“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了。”
而且毛主席在决定处理陈伯达的时候，还提前想到了安全问题，忽然要求工作人员给他转移住处，不再住美庐，秘密转移到100多米外的175号房。
此处本来是民宅，百姓被安排临时下山，房子很破旧。工作人员提出重修，毛主席回绝了，担心被人注意到。陈伯达的事情发生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期间掌声也少了，主席台上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位置，第三个座位被“挪走了”。当时就有人猜到了一些，风向可能要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