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从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提拔了许多一步登天的风云人物，他们由工人、农民一跃成为中央级领导人。“文革”结束后，他们一下子又变回普通人，湮没在历史中鲜为人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改学中医
1975年1月，朱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董必武一起出任副委员长的还有工人姚连蔚。
姚连蔚，1955年从部队退伍后分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姚连蔚被推选为九大代表。提起那段时刻，他感慨地说：“那时选党的代表、人民代表，上面把阶级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工作单位、性别、年龄、籍贯、海外关系这些都确定了，要下面按图索骥。我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
41岁的姚连蔚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见识和能力有限，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简直如坐针毡。”
“四人帮”被粉碎后，姚连蔚被关押了两年半，1984年被开除党籍。出狱后，他每天读中医书，并开办了一家中草药诊所，后来进入儿子开办的公司当“兼职工程师”，2012年10月去世。
副总理孙健进入商海
1975年1月，39岁的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和陈永贵、吴桂贤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1951年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由于工作踏实肯干，逐步当上了厂党委书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孙健凭一篇题为《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的讲稿受到市领导的重视，被提拔为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当时，中央要在天津选一位抓经济的副总理，孙健正巧被选上。
1978年春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时被通知停职检查。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孙健没有任何怨言，要求回天津内燃机厂工作，市里管分配的领导将其安排到了天津机械厂，称天津机械厂对孙健不熟悉，麻烦会少一些，还问孙健：
“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机械厂贴你的大字报？”
孙健回答：“不会。”
由此可知，孙健的人缘是非常好的。
当时孙健在天津机械厂接受“劳动监督”，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了一面，孙健对妻子说：
“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其实，对于孙健来说，回到工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说孙健长期的失眠症得到很大的缓解，不仅夜里睡得踏实，中午还能眯上一小会，对此，孙健非常满足。
1985年，上面来了文件，孙健可以当中层干部了，厂长将一个投资4000万的工程交给了他，孙健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进入到九十年代，孙健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当上了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济师，于1997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1岁。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当上副总经理
李素文曾是沈阳市的一名普通营业员。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李素文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也正是这次发言，让李素文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注意。1975年，42岁的李素文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此后，她常常出现在报纸、刊物和银幕上，参加各种会议，视察工厂、农村。国家为她配备了秘书、司机、警卫员、厨师。她频频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李素文成了一个“问题人物”。虽然没有文件指出她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罢免她的职务，但却通知她回沈阳工作。
李素文放弃了组织上的安排而选择了去沈阳市糖果厂上班。经过5年辛勤耕耘，1983年10月，她被选为该厂副厂长。后来，她又担任了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1989年，李素文退休。1997年开办了一家高科技产品专卖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