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授衔，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以及中原五大战略区政治部主任，（东北）谭政和（华北）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西北）甘泗淇和（华东）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唯有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一人未被授予军衔。
作为刘伯承邓小平的得力助手，他还是二野指战员口中的“三号”。但就在授衔前夕，他的名字却被毛主席划掉了。
这个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又为什么未被授衔呢？
此一人，便是张际春。
1900年，张际春出生于湖南宜章一贫农家庭。父母境况一般，但还是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
他6岁读私塾，15岁入初级小学，17岁考入县城高小，期间因经济困难几度辍学。
1920年，张际春到省立湖南第三师范学习，迎来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
因为这所学校，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有幸聆听了毛主席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演讲，受到很大鼓舞，立志参加革命。
彼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29岁的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罢工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张际春视毛主席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投入到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中。
1925年，他从湖南第三师范毕业，开始在本乡小学人任教，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宜章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夜校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926年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高潮中，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弥漫，国民党反对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张际春被迫转入地下。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张际春参加了起义，起义后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在握枪杆子的同时操起了笔杆子。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张际春随军上了井冈山，时隔6年，再一次见到毛主席。
之后，张际春奉命到井冈山绿林式武装其一王佐部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开国上将宋任穷当时曾在他领导下担任宣传干事和连党代表。
后来，宋任穷回忆起来曾道：
“我看到际春同志处处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连队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细致、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做连队的建党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改造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1930年，由于表现突出，张际春升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成为“红色舆论主管者之一”。
紧接着1931年5月至次年年底，大约1年半的时间里，张际春先后被分配到4个红军师担任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而做出这项人事任命安排人，正是毛主席。
不得不说，毛主席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锐的，通过在4个红军师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经历，张际春的政治工作能力得到充分锻炼和体现，而这对他今后的个人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后，张际春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成为“我党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之一”，凭借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两万五千里风雨长征路上时，张际春被调到红军大学（朱德、刘伯承为培养教育干部，促成张国焘同意，在红四方军总部成立）工作，担任红大政治主任教员。
这期间，张国焘悍然背离中央北上抗日决策，决定红四方面军南下。
在翻阅夹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编了首歌，将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行动诬蔑为向北逃跑，张际春听闻后，立即制止，并耐心同大家说明劝解，北上抗日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而张国焘对此也事先知晓并同意，结果却在中途临阵反悔，意图分裂党和红军。
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军政素养，避免被蒙蔽利用，张际春又创办了红大校刊《红炉》。如此，张际春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坚决斗争，哪怕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斥打击，依旧任劳任怨地工作。
长征路上的老同志们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6年，红四方面军终于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大并入抗大。
毛主席、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合影，张际春（后排右一）
张际春遂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后来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大共创立8期，张际春便亲历了7期，从教育科长干到了政治委员。
后来从抗大走出共和国诸多大将、上将，在张际春面前，无不恭恭敬敬地自称“学生”。
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暨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1947年8月，刘邓大军主力击破国民党军20多个旅的围追堵截，强渡汝河、淮河等天然屏障，千里挺进大别山。
转眼到11月上旬，秋老冬至之际，10万大军的御寒冬衣问题仍未解决，一向稳重的刘伯承都失了耐心。
在这样的情势下，张际春协助刘邓，发起了小作坊自制棉衣的旋风行动，而就在行动前，张际春仍不忘嘱咐战士们，“在筹集原料时，一定按价付款，人逃亡者，则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充分展现了我党铁一般的纪律与原则，获战士们一语双关的认可：“刘邓张首长共同解决了我们的‘温题’！”
再后来，由于对无后方作战不习惯、不理解，部队一些指战员出现了一些牢骚怪话。
张际春作为政治工作领导，听闻后，即指导宣传部门创作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歌曲、快板。
1947年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批评部分干部讲牢骚怪话时，不约而同地表扬了张际春主持创作的歌曲、快板。
刘伯承一锤定音：“我们部队就是要唱这样的歌，‘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1948年5月，刘邓大军终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鉴于此，党中央遂决定，再建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邓子恢任副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不过由于邓子恢“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留在后方，张际春成为事实上的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参与指挥了淮海大决战。
战后，张际春主持撰写了《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思想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呈送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也因如此，刘邓多次称赞得力助手张际春是“难得的宣传家、教育家”。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人们已经默认，张际春是二野第三号人物，指战员们都叫他“三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势如破竹，历时42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进军西南前合影，张际春（右一）
渡江战役胜利后，1949年10月，张际春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参加完开国大典，随即踏上了进军西南的路程。
此后，张际春又相继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等职务，并兼任过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长。
解放之初的重庆，鱼龙混杂，社会秩序混乱，街头充斥着大批失业人员和散兵游勇，不可不谓是问题成堆，百废待举。
这期间，张际春的工作十分繁重，每天都要到市委办公或到基层调查研究，处理问题，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对重庆这一西南重城、国民党战时陪都的接管，为把重庆改造和建设成为人民的新城市奠定了基础。
在重庆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张际春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南局工作上。
1950年，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向中央写一个2000字左右，又能反映工作全貌的简要报告。西南局的这一报告，就是张际春连夜起草的。
草稿送邓小平审核时，他几乎没有修改，直接批示报告写得很好，照发。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读此报告，即批示赞扬道：“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
邓小平则有言：“有际春在，我省心不少！”
大西南剿匪斗争中，张际春遵照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指示，领导军区政治机关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发指示和组织推广剿匪工作经验，并亲自作形势政策和任务的报告，获党中央和毛主席嘉奖：“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
邓小平、张际春、刘伯承、李达（从左至右）在研究解放西南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评授军衔，按照张继春的资历，理应被授上将军校。但是，在此之前，毛主席审阅授衔名单时，却划掉了他的名字。
因为毛主席对他另有重用，决定调他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并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当时，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直言，自己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
而毛主席勉励他道：“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工作中来嘛!”
这段话，后来成为张际春一直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在宣传文教战线上，他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
而尽管是搞宣传工作的，但他对自己却半点不“宣传”。此前一次部队展览，贴出了刘、邓以及张际春的照片，张际春看到后，当即严厉地指出：“一个庙里有几个神，怎么能把我和刘、邓并列？”随即命令把他的照片取了下来。
只可惜后来在一段风雨岁月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指责，于1968年含冤离世，享年68岁。直到1979年，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了平反昭雪悼念大会，邓小平亲自主持。
历史才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围绕在张际春身上的阴影最终消散。
素材来源：
张际春同志在西南地区的革命实践活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100-105,
张际春同志二三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2期103-104,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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