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都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发生的,都有成因、经过、结果,是曲折前进的。

遵义会议是党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如何在生死攸关时实现伟大的转折?前后都有哪些细节?

遵义会议是如何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的?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遵义会议是由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组成,才实现了伟大转折,才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党和红军,才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是矛盾越来越突出、争论越来越激烈,是从缓到急的过程。

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到最后的会理会议是矛盾越来越少、争论越来越少,是从急到缓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遵义会议是转折点!

那到底转折了什么?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到底都发挥了什么作用?

本文将全面解析遵义会议前后的细节。共分为两部分。

此为第一部分,可详细了解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的细节。本文略长,9500余字,阅读需要30分钟。

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历史背景和关键点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57个党支部之一。受中产国际决策影响极大。

博古(原名秦宪邦)是中央临时负责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

1934年6月,中央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博古、李德负责政治、军事大计,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具体执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红军决定长征。计划是: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突围转移,与湘鄂西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图为伟大的长征

毛主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遭受了一生中最严重、最激烈的打击和批判,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只有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虚职,无实权。

周恩来同博古据理力争,才让毛主席随军长征。

张闻天(化名洛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因多次支持毛主席,遭博古打压,已被剥夺参与党内最高决策的权力。周恩来同博古争取,才随军长征。

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军炮弹炸穿了肠子,弹片一直残存在肚里没有取出来,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



图为湘江战役形势示意略图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惨败,红军遭受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失败和伤亡,中央机关人员和红军指战员由出发时的86859人,锐减到34300余人。

党中央与中产国际的联络电台在湘江战役中损害,无法联系。

通道会议

担架上的谋略

毛主席开始主动参与最高军事决策

周恩来力主“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拍板“通道转兵”

长征出发后,毛主席曾在江西于都大病一场,恶行疟疾刚好转,体质虚弱,不便走路,坐担架行军。

毛主席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

行军中,毛主席、王稼祥都坐担架,张闻天骑马,常伴两人之侧,探讨军事和政治想法,三人关系愈发亲近。

这时候的三人,也被戏称“担架上的谋略”。

张闻天曾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回忆:三人住在一起,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湘江战役惨败---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惨败后,由于博古、李德的指挥失误,红军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博、李在红军中威信顿失。

可是,李德、博古不顾敌情变化,死脑筋,一意孤行,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命令红军北上。

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服不行啊,关键时刻还是毛主席伟大!还是得看毛主席的!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毛主席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实在是不能沉默了,打破了从宁都回忆被剥夺军权后两年多来的沉默,结合情报分析,要突破敌人围歼部署,必须改变行进方向,西入贵州,才有生路。

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县溪镇南边的一家染坊里,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取得共识,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改道贵州”。



毛主席与王稼祥

毛主席提出“要改变原定计划,不知道博古他们同不同意呢!”

怎么办?

必须开会!统一认识,才好行动。

于是,张闻天报告博古,博古面对红军困境,也傻了,不知所措、唉声叹气,也觉得应该开个会,统一思想,然后让周恩来通知开会。

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

参会人员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毛主席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党的军事会议。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召集。

会议中心议题: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上,毛主席力主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西—转兵贵州,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李德坚决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坚持转向北方,仍向湘西。因为这是报请共产国际同意过的计划。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听毛主席的,向西,去贵州?

还是听李德的,向北,去湘西?

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主席意见。博古支持李德意见。

会上争论那叫一个激烈。怎么办?怎么选?

周恩来站了出来!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党中央二把手。经深思熟虑后,断然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支持“只能改变行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得到休整”。

周如此表态,李德暴跳如雷。

博古无可奈何,只能同意多数意见。

通道会议没有就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取得一致意见,只是同意红军按毛主席意见向贵州前进。

看似一小步,红军一大步。

那时候,博古对共产国际指示是唯命是从,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跟太上皇差不多。能够改变之前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是红军和中央的一大步。

同时,周恩来公开站在毛主席一边,标志着博、李、周“三人团”开始分裂。

黎平会议

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否定博古、李德意见

红军实施转兵决策,开始取得主动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还是红军最高军事指挥者。

虽然红军在西进贵州,可是具体执行还是按照博古、李德意见执行,他俩致电各军团“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看到没?博古、李德不死心,只是暂时同意“西入贵州”,目标还是为了“转入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随后,中央进抵黎平,好不容易在连日的敌人追赶下得到暂时的休整。

可是,博古、李德还是不同意通道会议上的研究决定,积极部署安排红军转入北上。同时,命令机要局必须尽快修复电台,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得到共产国际的指令,只要得到指令,两人就可以立刻推翻通道会议的决定。

可惜,电台在过湘江时坏了,修不了,没有零件。

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知道后,都不同意北上湘西,主张按照通道会议上的决定,西入贵州。

该怎么办?

毛主席说:还是开会!

然后,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周恩来决定开会。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了,很关键、很重要。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城关德凤镇二郎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德凤镇的黎平会议纪念馆

参会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刘少奇、李富春等人。李德托病未参加,表态坚持北上去湘西。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是周恩来开始实际担当指挥责任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因为博古、李德一根筋,只知道去湘西,其他什么都不管。

会议中心议题: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会上,毛主席重申通道会议上的主张,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纷纷赞同。

可是,博古不同意。

会上争论还是很激烈,唇枪合战、你来我往!

怎么办?怎么选?

少数服从多数!

最终还是周恩来站出来。

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作出了西进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形势,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计划已经不可能了,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该以遵义为中心。

会议后,中央任命之前被李德、博古派到红四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红军参谋长。

这次会上,跟通道会议不一样,不只是口头说说、取得共识,还形成了决定,写成了文字固化下来。

会后,周恩来拿着会议决定给李德看(李德托病未参会),李德大怒,两人大吵一架。

李德说随意更改共产国际决定,不行。周恩来说:这是会上大家共同研究的。

两人谁也没说服谁,情绪激动,周恩来甚至少有的大发脾气,对李德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

李德还把博古给狠狠地怼了一顿。

黎平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可历史意义重大。

为什么呢?

可以说,没有黎平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

王稼祥性格直接,在会上,提出到遵义要召开会议,讨论党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黎平会议鉴于内部还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论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这些决定,是湘江战役惨败后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对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初步否定,是后来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黎平会议后,红军开始转危为安,逐步取得行军主动。

张王桔谈

谁来指挥红军?

谁来执掌红军指挥大权?

张闻天“应该让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到底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可以从两人“桔林密谈”得到一些明确答案。

黎平会议后,红军实施转兵西进贵州的战略方针,准备渡乌江北上,奔袭遵义。

中央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顽固地坚持己见,尤其是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失败后,极为恼怒。会后,李德不甘心,时时在博古这极力发泄不满,无理指责毛主席等人。

李德这种情绪,无疑对博古产生影响,动摇博古理念。

博古、李德还想坚持听从共产国际的。坚持:红军进入贵州后,已避开了国民党的追击,完全可以由贵州进入湘西。

张闻天非常担心,这哪成?

再让博古、李德把红军给带到包围圈里,肯定不行!

所以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张闻天觉得,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很难避免失误,红军会再次陷入包围圈,带来更大损失。

怎么办?谁来指挥?找谁商量?

然后,就有了历史上的“张王桔谈”。



张闻天

1934年12月20日,红军到达黎平与遵义之间的地域—黄平。

张闻天和王稼祥刚好到黄平的一片桔林中休息。

桔林中,挂满了橙红色的桔子,果实累累。

张、王二人在苏联就是挚友至交。这次在桔林中,两人无心赏景,开始坦诚交流。

王稼祥:洛甫,红军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不假思索: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王稼祥忧虑的说:那红军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

张闻天说:不行啊!肯定不行!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

王稼祥立马同意:好哇!我赞同,看来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

张闻天很欣喜:那太好了!那就向部队吹吹风吧!



王稼祥

当天,王稼祥就将两人的想法,告知了彭德怀(红三军团长),彭表示认同。消息很快传到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这,随后在叶剑英(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左权(红一军团参谋长)等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啊!

随后,就有了“猴场会议”。

猴场会议

剥夺李德独断专行军事指挥权

红军作战方针、时间、地点,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1934年12月31日,红军西进贵州到达瓮安县猴场。

博古、李德到乌江边上,死活不过江。

李德不同意,是因为权威受到挑战。

博古不同意,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执行。他不懂军事,只是因为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不得不同意。

博古、李德不愿意过江!

怎么办?

那就继续开会!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位于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西猴场村的猴场会议会址

参会人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

会议主持:周恩来。

会议中心议题: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不过乌江,主张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还是老一套词,共产国际,情况有新变化,现在不是暂时安全了嘛!还是得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办!

毛主席肯定不同意,情况虽然有了好转,可不意味着彻底就摆脱了困境。

毛主席再一次阐明黎平会议主张,过乌江,继续挺进贵州。

会议争论还是很激烈!怎么办?

老办法,少数服从多数!

会上,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肯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执行黎平会议部署,强渡乌江,奔袭遵义。还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红军新的行动方针是首先以遵义中心的黔北,然后先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会议再次用文字固化下来红军进军贵州的决定。

猴场会议还做了一个组织上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

“关于红军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说白了,就是作战计划要上会集体研究。

李德傻眼了!太上皇当不成了!独断专行弄不成了!

博古傻眼了!军事我不懂!不让军事顾问决定,我咋办!

这个决定,实际上就是剥夺和取消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彻底让洋顾问李德靠边站了。

这个决定,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目中无中央政治局的个人独裁状况。

毛主席雄辩之才、战略眼光,在当时可是无人能比的。只要集体讨论,红军就没有问题!

小结:

通道会议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的主张!红军开始转危为安!

黎平会议实施了红军西进转兵的决策!红军开始取得主动!

猴场会议巩固西进转兵的成果,剥夺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红军开始取得一些胜利!

三次会议都挫败了博古、李德的“左”倾的错误主张,坚持了红军战略行动的正确方针!

三次会议在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坚实基础。

没有这三次会议,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不可能的!

这三次会议,还只是开局,矛盾越来越激烈,遵义会议才是高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错误主张与正确思想的激烈对抗

1935年1月6日,红军经历5天战斗,全部强渡乌江,直奔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和中央领导人进驻遵义。

红军突进遵义后,把国民党军甩到乌江南岸,为召开遵义会议赢得了较为宝贵和稳定的时机。



红军强渡乌江

遵义会议是怎么被提上日程的?

最开始是王稼祥在黎平会议上提出来的。

王稼祥第一个在黎平会议上提出到遵义召开会议,谈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王稼祥也是第一个明确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聂荣臻回忆录》中,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过湘江后因脚伤感染坐担架,有时随军委纵队行动,同上司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常在一起交流。王稼祥曾对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还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同毛主席、张闻天商议的。张闻天同意开会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全程参与遵义会议)回忆:

“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同志,要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博古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张、王对促成遵义会议召开起了关键作用,但没有周恩来的认同和支持,会议也是难以召开和顺利进行的。



遵义会议会址。在中国诸多革命历史旧址中,遵义会议会址是唯一由毛泽东题名的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不久,曾对红三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

“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还对贺子珍说过:

“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聂荣臻后来回忆: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可以说:毛、张、王、周力促才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时候的博古、李德呢?

当时,博古名为总负责,但神色沮丧、怨气未消。

李德更是垂头丧气、异常恼怒。

可是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集体研究确定的,两人也没有办法。当周恩来与博古商议遵义会议时间、地点、人员等问题,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

遵义会议正式开始了!

那么,遵义会议的召开经过和内容都是什么呢?

1935年1月15日-17日,经王稼祥提议,毛主席和张闻天认同,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下,伟大转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参会人员:

政治局常委:博古(28岁)、周恩来(36岁)、张闻天(34岁)、陈云(29岁)。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朱德(48岁)、王稼祥(28岁)。

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邓发(28岁)、凯丰(29岁,原名何克全)。

红军将领:刘伯承(42岁)、李富春(34岁)、林彪(27岁)、聂荣臻(35岁)、彭德怀(36岁)、杨尚昆(27岁)、李卓然(35岁)。

军事顾问:李德(34岁)

翻译:伍修权(26岁)。

Deng中央秘书长是否参加会议不确定?笔者倾向于未参加,在此不过多分析。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的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由博古主持。

第一项议程: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很快达成一致。说简单点,就是黎平会议确定的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不可行了,决定渡过长江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这个决定在遵义会议之后也带来了很多战略方针上的激烈交锋。

第二项议程: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

正题来了!

1)正报告。妥妥的敌人太强大,我们打不过,错误不在我。

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报告中强调当前的失败,主要是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竭力强调客观原因,认为他和李德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基本否认军事指挥错误。

这个正报告,博古引经据典、旁证侧引,不说有错,甚至还说有正确。

给大家听的那是一个气啊!火大啊!

会场气氛紧张。

可是,这是在开会,都是大人物,不然真给掀了桌子!

2)副报告。错误比较多,责任都在我,全是我的错。

周恩来接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报告中实事求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

这个副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勇于担责。

让听完主报告的所有人火气稍微降了降。

然后,会场一片沉默!

不能总沉默啊!怎么办?

与会同志开始发言了!

一发言,直接就是“最强火力”“最大输出”,“火药味”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

3)反报告。错误很严重,基本不同意,责任在博李。

张闻天看了一圈,然后就站起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博古作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

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从苏联归国,理论深厚,说话分量重啊!

这一开口,那叫一个不客气!那叫一个直接!

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主席、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接下来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可以说,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张闻天发言结束,与会人员觉得是“平地一声惊雷”啊!

心里那叫一个爽快!纷纷鼓掌,表示同意!

会议的“重头戏”来了!



遵义会议现场图

然后,接着发言的是毛主席。

4)毛主席:错在哪?怎么错?在哪改?

“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

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

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

以上内容摘自《伍修权回忆录》。

毛主席的发言虽然反映了大家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是谁提出反对意见呢?

那就是凯丰(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

凯丰面露嘲讽,冷笑着看着毛主席:

“毛泽东的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你懂马列主义吗?你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你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

会场上气氛更加紧张!

然后直接开始了唇枪舌战!

博古、李德本来就对大家的批评很不服气。

博古觉得自己有错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

李德发言态度强硬,完全不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意见。

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就李德一人坐在会议室的门口。

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激烈交锋的局面。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投了关键一票”。

毛主席曾说:“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

还“爆炸性”的提出立刻取消“三人团”,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直接将会议只是讨论军事问题的议题,增加了一个谈论组织人员的议题。

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强有力的支持了毛泽东,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



毛主席亲自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是错误主张与正确思想的激烈对抗,拍桌子、瞪眼睛,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吵的不可开交。

当时在场的人都发了言,有支持毛、张、王的,有支持博、李的。

但是,再激烈的争锋也是有头的。

经过三天的讨论,坚持真理的一方取得了绝对胜利。

那么,遵义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场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并未留下更多文字资料,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关遵义会议的很多具体内容成为了历史之谜。

大多数都是从老一辈革命家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断的。

直到发现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手稿。这份手稿长达8页,共计4600余字,由蓝墨水竖排书写而成,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手稿中既无署名,也无日期,更没有上下文连接,因而无法辨认起草作者。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

一直到1982年,经陈云确认,这是遵义会议后他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正因为有了这份极珍贵的历史文件,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得以为今人所知。

“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以上的决定怎么去分析呢?遵义会议的转折点到底在哪呢?

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转折点: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统治全党4年之久的“左”倾错误路线,虽然没有彻底肃清。

另一个转折点:遵义会议选举毛主席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组织问题。这可是毛主席自从被剥夺军权3年多来,第一次被组织认可给予重要职务。

毛主席曾说:“那段时间,连个鬼都不上门啊!”

可以想象,这次组织上对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得以指导以后红军等工作,是多么大的转折!

第三个转折点:遵义会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党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第四个转折点:遵义会议为解决思想问题打下了基础。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党的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详细阐述。

那么,遵义会议转折之后,就高枕无忧了吗?就一帆风顺吗?

绝对不是!国民党的强大力量和追击依然存在,红军的危险依然存在。

遵义会议之后,为什么毛主席首次出山带领红军就遭遇了土城失利?

为什么中央又成立了“三人团”?

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位置为什么交接给了张闻天?

二渡赤水后,中央要进攻打鼓新场,毛主席不同意,王稼祥为什么当场就要毛主席领导红军的权力给免了?

四渡赤水后,为什么林彪建议中央将毛主席换掉?换成其他将领?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之后的继续争锋。

笔者将继续写第二部分:遵义会议是如何成为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前后都有哪些细节?(二)。请继续关注!

将从遵义会议之后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到最后的会理会议,去探究里面的细节,一起感受党迎着各种艰难困苦,一往无前,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

参考书籍:

1.《毛泽东传》

2.《周恩来传》

3.《张闻天传》

4.《历史转折中的毛、周、张》

5.《伍修权回忆录》

等等。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评论。这有研究及评论涵盖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内容,有独立的观点,温情的共鸣,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以文化的视角去思考,以求甚解,给你我提升思想与视野的高度。希望大家关注收藏,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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