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作者：刘怡德，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原标题：《“同病相怜”的特朗普揭开了一番旧案，
但改变不了什么》
（正文约28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当地时间3月18日，美国政府公布了约8万份有关民主党籍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案的机密文件，引发了广泛关注。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陪同下到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访问。当日12时30分，肯尼迪乘坐一辆敞篷汽车游街拜会市民，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遇刺，当场身亡。数小时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因遭控谋杀总统而被捕，但此人于两日后又被好事者杰克·鲁比（Jack Ruby）刺杀，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后立刻下令要求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的调查组彻查此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沃伦报告”（Warren Report）。报告指出，肯尼迪遇刺案完全由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而奥斯瓦尔德的遇害亦由鲁比一人所为。美国民众普遍不相信这个结论，认为遇刺案另有主谋，苏联政府、古巴政府、中情局乃至林登·约翰逊都被怀疑与遇刺案有关。
▲ 1963年11月22日，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车队中挥手，约在他被刺杀前一分钟。与肯尼迪总统同乘车内的还有时任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右），内莉·康纳利（左二）及她的丈夫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左一）。
长期以来，由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情节实在过于复杂和“戏剧化”，调查过程和结果也较为粗糙，故该案成为大量阴谋论的“培养皿”，与之相关的谣言或推测层出不穷。美国政府也致力于推动案情调查结果得到更多民众的信任，对于案情相关文件资料的公布也十分上心。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肯尼迪遇刺案记录收集法案》，规定所有暗杀记录应在2017年10月之前披露。但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曾多次推迟披露。2022年，拜登政府陆续公布了约1.4万份案情文件。2023年6月30日，拜登政府曾表示“99%的肯尼迪遇刺案相关资料均已公开”。
但特朗普明显不这样认为。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表示肯尼迪系列案件“牵动着每个美国人的心”，他将“公布内幕资料”作为自己的竞选承诺之一，并在1月19日的“任前演说”中着重表态。1月23日，特朗普即签署了相关行政命令，其中表示“继续删改和隐瞒与肯尼迪遇刺案的有关记录不符合公众利益，这些记录早就应该公布了”。特朗普甚至“买一送二”，还要求公布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案和马丁·路德·金遇刺案。国家情报总监塔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开启一个最大程度透明的新时代”。
▲ 1968年6月5日，肯尼迪总统（左一）的胞弟、正在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伯特·肯尼迪（右一）被阿拉伯裔男子索罕刺杀身亡，案情同样被蒙上了阴谋论的面纱。
特朗普本次公布的资料已经逐步上传至美国国家档案馆官网，首批上传文件已经可以直接访问浏览，内容可谓“精彩纷呈”，其中不乏一些被标记为“秘密”的资料，包括沃伦委员会对中情局雇员李·威格伦（Lee Wigren）的采访手写笔记，内容与“苏联女性与美国男性通婚”有关。部分文件还与一些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相呼应，比如一些文件声称奥斯瓦尔德曾于1962年前后到访苏联，这段旅途或与刺杀肯尼迪总统相关。一些资料还表明，中情局对奥斯瓦尔德的了解程度远比之前所披露的要高，比如中情局曾获悉奥斯瓦尔德在暗杀事件发生前六周到访墨西哥并访问了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
但也有一些文件淡化了奥斯瓦尔德与苏联的关系。一份日期为1991年11月的文件引用了一位美国教授的报告，该教授声称自己曾在莫斯科与克格勃官员尼科诺夫（代号“斯拉瓦”）谈论奥斯瓦尔德，尼科诺夫称他已查阅了有关刺客的五份文件，以确定奥斯瓦尔德“绝不是克格勃控制的特工”。此次还披露了一些由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文件。一份1963年的国防部文件内容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的冷战局势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介入情况。该份文件表明，当时美国试图阻止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行动遭到古巴的忌恨。
不过，该份文件也暗示卡斯特罗不会挑起与美国的战争，也不会将事态升级到“严重且立即危及卡斯特罗政权”的地步。文件中写道，“卡斯特罗更有可能加强对拉丁美洲颠覆势力的支持”。一份年份为1962年的文件披露了一项名为“猫鼬行动”或“古巴计划”的绝密项目，该项目是由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授权的由中情局领导的针对古巴的破坏活动，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这些资料仿佛将肯尼迪遇刺案与古巴政府联系起来。
▲ 时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对于特朗普本轮“声势浩大”的资料披露行动，一些专家怀疑新的信息量能否改变该案的基本事实。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 （Larry Sabato） 曾撰写过一本有关肯尼迪遇刺案的著作，他表示“期待大事的人几乎肯定会失望”，“有些页面可能只是以前发布的材料，只是删去了几个字”。相对于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案和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披露程度相对更低。现任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他一再表示中情局与他伯父（即肯尼迪总统）的死亡有关，但中情局称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小肯尼迪还表示，他的父亲是“被多名枪手杀害的”，这一说法显然与官方说法相矛盾，也与当时的目击情况不符——多名目击证人表示刺杀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只有一位，当时罗伯特在公开场合与支持者会面，目击证词作假的可能性极低。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和特朗普。
特朗普此次高调解密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档案，表面上是兑现竞选承诺、回应公众对历史真相的关切，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叙事。从短期看，这一行动的确延续了美国社会对肯尼迪遇刺案的集体执念，为阴谋论者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但底层逻辑与美国前几任总统的类似解密行动无异——即表演性地向美国公众展现政府的“透明度”，回应一下自己的竞选承诺。
从披露内容来看，新增文件虽未颠覆“奥斯瓦尔德单独作案”的官方结论，却通过碎片化的冷战情报细节，进一步强化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所警示的那样，这些材料更多是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冰山一角，而非直接指向刺杀案真相。若过度聚焦于孤立的档案片段，反而可能模糊历史研究的核心逻辑。特朗普的举动更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其将“解密历史”与当下政治议程的捆绑，还将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与罗伯特·肯尼迪案和马丁·路德·金案“打包”公开，不仅迎合了保守派选民对“深层政府”的怀疑情绪，也试图以“真相捍卫者”的姿态重塑自身形象。这种策略既是对美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利用，也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编码——当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投射到历史悬案中，解密行动便成为转移矛盾、凝聚支持的符号工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肯尼迪总统遇刺案早已超越刑事案件本身，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面棱镜，折射出民众对权力隐秘性的恐惧、对英雄叙事的怀旧，以及对真相不可抵达的焦虑。特朗普的解密行动，与其说是终结争议的句号，不如说是重启讨论的引子。而这场跨越时空的追问，终将回归一个永恒的命题：在真相与权力之间，自诩“民主、透明”的美国社会的信任基石究竟立于何处？
参考资料
[1] Alejandra Jaramillo and Kevin Liptak, “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to release more JFK, RFK, MLK assassination files”, CNN, January 23, 2025.https://edition.cnn.com/2025/01/23/politics/jfk-assassination-files-trump/index.html
[2] Steve Holland and Rich McKay, “Trump releases JFK assassination documents”, Reuters, March 1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release-80000-pages-jfk-assassination-2025-03-18/
[3] Sam Fossum, “National Archives concludes review of JFK assassination documents with 99% made public”, CNN, June 30,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6/30/politics/jfk-assassination-documents-national-archives-review/index.html
[4] Gabrielle Chung, “Donald Trump Releases 80,000 Sealed Documents on JFK Assassination”, ENews, March 19, 2025, https://www.eonline.com/news/1414953/donald-trump-releases-80-000-sealed-documents-on-jfk-assassination
作者：刘怡德，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研习兴趣为外交政策分析、比较政治、政党和选举政治。
编务：殷晨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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