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这年，我跨国试管生下龙凤胎

文｜晴晴

编辑｜渡水崖

“有了，可能是双胎。”李主任接过我手里的报告，指着1363.600mIU/mL说，“继续用药，打针，两周后来复查。”

这就算试管成功了？我一时有点恍惚。

我和先生住在挪威。我今年40岁，先生大我11岁，这是我们结婚的第7年，为了不留遗憾，我俩决定在我42岁前生育一个孩子。

2023年9月，我们回国咨询辅助生殖，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这位李主任。她开门见山，“直接做试管，越快越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另两句话，“你不要说，听我说”，以及“要抓紧，你已经40岁了，40岁以上的（试管）成功概率20%，而且百分比是按月递减，40岁以前，还是一年一个数值。”

我一边对她清晰的表达很有好感，一边隐隐觉得和她很难沟通。可能有水平的人有点性格也属正常？加上这家医院的辅助生殖科在国内排名靠前，又以周期短费用低出名，采取一个医生从头跟到底的模式。我和先生商量后，还是决定挂她的号。

关于生育，我俩始终是顺其自然的态度。家里的长辈克制地催了好多次，但婚后我们一直生活在挪威，疫情的原因好些年没有回国，加上我俩也不太容易被“意见”左右，所以“催”并不见效果。之所以回国做，除了对长辈有所回应和交代，还有年龄的现实考虑。既然我们并没有排斥这件事，但也不想有遗憾，所以乘着deadline之前，为备孕做努力。

按国内的标准，35岁是高龄产妇，40-44岁是超高龄产妇。讽刺的是，在怀孕这件事上，女性年龄不断被提及，但男性好像无论多大都没关系。deadline的设定虽有些迷信，但也是我俩共同商定的结果。我曾做过两次星盘解读，星象师都说“从星盘看，没有显示没有孩子，但确实会比较难。42岁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先生更多是从“娃成年他退休”的实际角度考虑。

于是，回挪威前，我们请介绍李主任的朋友吃饭，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心意，并请她转交给李主任。回挪威后，我俩先各自向老板说明情况请假，带父母欧洲旅行了三周，移居挪威之后，这还是爸妈第一次来我在挪威的家，还和先生两人去我心心念念的巴塞罗那待了一周，并美其名曰最后的二人世界。我俩在用实际行动乘还没有娃的限制前，把想做的事情做掉。

2024年3月，我俩回国，目标明确。到x院挂号体检，李主任一边开单子一边说，“xx项目可以进医保，但需要挂xx科的号，且可能会多检查几个项目，你们怎么决定？”“就在你这里检查，自费可以的”。那时，辅助生殖在上海还没有纳入医保体系，而我有医保账号，先生早已不在国内交金了。免不了的各种排队，大半天做完所有项目，大部分的报告当天或第二天就能查到，只有一个基因染色体需两周后取报告，我俩网上预约了后天的号，进入“建档”流程，但那天正逢周六，于是空赶了一个早集。几乎是医院一开门，就缴费取号的，没想到人山人海，等候队伍已经排到几十位了，我俩还约了朋友一起午餐，看来真的是有点“天真”了，一小时两小时......眼瞅着八点多到的已经快十一点了，连先生这样的好脾气都忍不住到护士台问询，上午是否能排到。候诊大厅的座位有限，好多人就像柱子一样竖在面前，空气流通也差强人意，总算在11:30之前轮到我俩了，但竟然是在类似于公共办公区域办理的，我一边感慨医生和护士的不易，一边觉得自己的隐私得不到保护。检查报告没有什么问题，确定了试管二代后，先生择日取精，他的“任务”到此结束。

我则等例假第二天B超验血后开始每天打针吃药塞药，隔四天再验血再B超，11天后“取卵”。其实也可以在家附近的医院打针，但我还是每天往返80分钟到x院报到，先生陪我最初的六天，然后他回挪威，我继续。彼时，我只有一些学生的线上课程，所以时间相对富裕，加上很久没有呆在上海了，于是每天打针的同时，我会闲庭信步打卡某个想去的地儿，于是打针这件事情反而变得像附带品一样。

细细数来，十天打了十五针，临近取卵前的最后一次打针称“夜针”，严格规定了打针时间和最后一次吃药时间，好在李主任给了我一张时间和流程清晰的小纸条。到家设定闹钟，认真地看了一遍，突然发现好像时间写错了，和学医的好朋友嫣电话，咬文嚼字了一番，确定是错了。哎！怎么会这样呢？于是第二天，到医院先找了李主任的助理，拿着纸条指着错误的时间说”不太理解”，麻烦他帮我再看一下，这时李主任进屋了，“你来干什么？”助理递过纸条，说了下我的来意，“哦，算错了，你帮她改一下”，淡然置之。这还可以算错的？！“谢谢”我拿着改好时间的纸条，离开了。

整个试管过程中，我最紧张和害怕的就是“取卵”环节，主要是怕疼。妈妈说她陪我去，我拒绝了。但我确实也不想独自去，于是给好朋友杜打电话，让她那天一早开车来接我。

手术室外排队等候时，我才发现，不少女性已经不是第一次取卵了，她们交流着医生的信息和取卵的感受。原来是可以选择麻醉的啊！为什么李主任对我只字未提呢？可这时候，我再要求麻醉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心里鼓励自己，既然大部分人可以无麻取卵，我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吧。

换好手术服，重复确认信息，战战兢兢躺倒，擦拭、撑开、浇灌三步骤消毒，疼得我小腿不受控制地抬高。当看到类似于一根棍子的时候，我舒了口气，直觉比鸭嘴钳的体验要好。果然之后的疼痛减轻了不少，只是脉管吮吸时小腹会收紧地疼一下而已。每吮吸一次，需重复确认信息一次，只听操作的医生突然说，“我去打个电话”。啊？什么？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把我晾在手书椅上。这也太不靠谱了，这中间还可以出去打电话？！还来不及发问，边上的医生问我“吃过药吗？几点打的夜针？”我如实回答后，打电话的医生回来了，说，“刚问过李医生了，一种方案是继续取卵，但可能对结果影响不大，一种方案是出去休息一会儿，十点再进来，你自己决定。”啊？还有这种操作的？难道是我红包没有给，或没有给到位吗？“那我等下再进来吧！”我选了方案二。

木木地从手术椅上下来，护士扶着我到旁边的休息区，一边给我量血压，一边安慰，“没事的，可能是时间还没到，你躺一会儿，然后出去吃点东西，到时间我会来叫你的。”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身体没有不适感，但忍不住胡思乱想——难道一个可用的卵子都没有嘛！

二十分钟后，我见到在走廊上等我的杜。我吃着她喂投我的面包，迫不及待地给嫣发消息，再去洗手间抽出塞在下体的止血棉布条。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个扶我出来的护士把我叫进去，说刚才的流程再来一遍。变化的是，这一回躺在床上的我，听到护士报我的名字说“取卵四颗”。而她口里报出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少于十颗。我想到手术开始前走廊上的议论。不会我像其中的某些人一样，再经历一次或多次取卵术吧？不过不管怎样，至少不是零，我不免阿Q起来。

下午还要做B超检查，于是和杜在医院附近吃了午饭，就找了家咖啡店休息。不知道是过程的波折让我一时忽略了身体对疼的感知，还是我取的比较少，所以没有旁人描述得那么疼，除了感觉下体有点怪怪的，其他都挺好，而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心理作用作祟居多。杜和嫣都说，“这个年龄，四颗蛮不错的，不是多就好，我们少而精，每个都是精品才好呢！”

13:30下午看诊开始，我回医院继续排队等待叫号。看到又是一根根“人柱”竖在面前，我不由心疼起那些术后反应剧烈的同伴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医疗支持吗？即使是日间手术，这上下午的操作，加上中午的休息也够折腾的。好在B超检查正常。第二天，我收到医院短信，果然印证了“少而精”的吉言，四颗卵子都可用，且都和精子配对成功。

到了移植日，为赶在上午收到验血报告，我必须在八点之前抽完血。坐地铁头班车到达医院时，刚过七点，辅助生殖科的抽血队伍，已经两个S形了，我排在最后。好在运气不错，7:52分抽好血出来，队伍已排到了大厅外，曲曲折折看不到头。这也太拼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人是外地赶来，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而更多的人，纯粹是为了不耽误上班，请假只请了半天。

回到另一栋楼，继续排队，先B超再等报告。我一直觉得我和先生属于其中的另类，两人一起在医院时就聊天，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看kindle，不刷小红书不问百度，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实在需要解惑的地方，就“骚扰”嫣。我以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交流来交流去，也是一知半解徒增烦恼，索性就“鸵鸟”到底，无知者无畏。而且我俩一开始就只当是“间隔年”试一试而已，所以心态上也没有“非要不可”的执念。但尽管如此，年龄还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即使我有时候忍不住狡辩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为什么就那么专横地一刀切呢？但通过取卵个数的现实，我默认了年龄就是一道坎，而每日医院“报到”时被动听到的见到的，也让我惊觉自己想简单了。我做好了一次不成功的准备，因为即使备孕也有当月不成功的情况，纯属正常范畴，但我从没想过开始前还会遇到各种不能开始的状况。幸运的是，我自己按部就班一路到现在都还顺利，也没有经历宫腔镜、输卵管等听着就很遭罪的检查。

B超并无状况，但听报告时，我还是既紧张又无奈。给报告的医生诊疗室的门是敞开的，等着听报告的人为了听清医生叫的名字，都集中在门口，所以医生对每个人说的，几乎在场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取卵14颗，配对成功8颗，一级胚胎1颗，二级3颗，剩下的建议养一养。”“取卵8颗，配对成功1颗，但是4级胚胎，具体什么原因，我建议你们做进一步检查，这颗是否要移植，你们也可以和医生再商量一下。”.....而我才四颗，不由地心抽紧了，深呼吸深呼吸。

终于轮到我了，“取卵4颗，配对成功4颗，一级1颗，二级3颗，很不错的结果。”于是，顺利进入”移植“环节，但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试管，所以常规做法是移植一颗。血样报告正常，下午进行移植手术，依然是无麻药的日间手术。

妈妈在手术开始前到医院和我汇合。虽然我多次说不用，但她执意要来，于是爱意的管头管脚开始了。术前需要憋尿，我正拿着一瓶矿泉水，准备咕噜咕噜的时候，妈妈从包里取出保温杯，“来，喝温的。”“为什么呢？”“太凉了，不好。”“又不是冰水。”......排队进入手术室，护士核对信息后，依次在门口等候，“我明天要出差，可以坐飞机吗？”有人问。“没有不适就照常生活，即使你说晚上去蹦迪，也是可以的。”护士回答。

我因为有点憋不住，又想速战速决，于是被排在了第二位。移植很快，整个过程最多十分钟。消毒、再次确认信息、放入，下手术床，更衣，就能离开了。新奇的感受居多，没有任何疼痛和不适。

见到门外似乎有点心神不定的妈妈，“好了，放心。”我一边递给她身份证，一边拿纸巾，着急去厕所，”走慢点、不要跑。“妈妈的声音追来。蹦迪都可以，为什么不能快走呢？下楼时，妈妈执意要搀扶着我，以她的节奏来控制步行的速度。

到家后，出门是不可能的，连水果妈妈都要在热水里浸润片刻再递给我，但凡在房间里转悠，都会勒令回床上去。即使我反复强调”正常生活“的医嘱，但民间流传着的成功/失败案例，让他俩无比坚信躺并借助靠垫抬高屁股，有利于胚胎着床。奇了怪了，正常怀孕的人，不都是正常上下班的吗，有谁会去躺啊，试管无非就是你知道胚胎现在在子宫里了呀，不就是已知和未知的区别吗？但这些就是对牛弹琴啊！

先生隔着时差爱莫能助，他和我的观点都是我怎么舒服怎么开心怎么做，他说：“我们的小孩看到什么都不可以，只能躺着，肯定要想，多没劲啊，不来了。”先生和我统一战线，但对改变现实毫无作用。

十一天后到医院抽血“开奖”——1.200mIU/mL，参考值提示“未孕：<5.000”。理智上，我是接受的，感情上，失望点点滴滴，还伴随着一种无力。”好学生“心态吧，觉得每个人都在期待你交出优秀的答卷，但收到的却是不及格的刺眼分数，可这一切，并不是”好学生“自身可以掌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

拿着报告去见李主任，妈妈也在边上。“没怀哦，正常的，20%的成功率，何况你已经四十多了。”李主任说得轻描淡写。“下个月例假来的时候，过来做B超，药可以停了。也可以在下个月移植前做一次宫腔镜检查。”“什么是宫腔镜检查，做这个检查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什么叫对你有什么影响？！”李主任瞬间音量提高，“打个比方，子宫好似土壤，B超只能看到土壤的表面，宫腔镜可以看清土壤内部的情况，好比种植之前的松松土。”我想着自己还有三个胚胎，还有三次机会，按20%的成功率，也是不够的，那既然就是概率问题，那再试一次好了，且B超时也没有说我子宫有问题啊。但我也知道，背后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做这个检查，出于本能的一种恐惧——好朋友之前做过宫腔镜手术，麻药过后，因为钻心的疼，在家卧床三天。

“一般人若两次移植不成功，我就会建议她做这个检查，但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么少的胚胎，一个也浪费不起啊！你这取卵配对的情况，已经是额头碰到天花板了。”

“我考虑一下。”我说。

“随便你。”

“医生都这样说了，就先做宫腔镜呀！”妈妈插话。“我要和先生商量一下的呀。”我边是对妈妈说，边是告诉医生，问好做宫腔镜和移植需到医院的不同时间后，我和妈妈离开了诊室。“这个医生就是你打过招呼的？怎么这种态度啊！”妈妈出门时对我说，“是的呀！哎，不谈了！”妈妈是第一次和李主任接触。可见，也不尽然是我不适应国内的医疗环境吧。

一到家，朋友电话就来了，显然李主任也对她抱怨了我种种不接翎子不尊重她的专业意见。我也和朋友直言，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前期调研，纯碎就是相信她和她的推荐，所以李主任可以直接给我开宫腔镜的单子，但不要让我做选择题呀！我是病患，我怎么可能比医生知道和了解得更多呢？朋友解释说，这就是中国的医疗现实，为避免医疗纠纷，医生不能替患者做决定。我无语应对。若这样，不是患者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吗？那既然要患者自己做决定，不是应该利弊科普得更清晰吗？

我咨询了嫣，又和先生商量了下，决定先做宫腔镜检查，其实从医院出来，我已经倾向于这个选项了，只是我好像需要一个专业意见或过来人的现身说法，让我正视宫腔镜检查的疼痛程度。这时，我才知道，宫腔镜检查并不等同于宫腔镜手术。更让我舒了口气的是，先生和我达成了共识，即试管之旅，以剩下的这三个胚胎全部用完为终点。

检查当日大概九点多，我在等术前必须要有的白带报告。朋友电话问我在哪里，因为此时李主任已经到手术室整装待发了，却并未在手术室外见到我。等我拿了报告再次出现在手术室时，她用无比嫌弃和鄙视的眼神扫了我一眼。

“对不起！”我说完，赶紧就跟着护士去更衣。

等我躺在手术椅上时，她全程说：“屏幕在你右侧上方，我就刚酒精棉签擦了下，你就动，还怎么配合......你看看，为了你，我们护士叫了多少遍。我现在下楼给你做也是有风险的，照理是专门做检查的医生做，所以被投诉是我倒霉，又不是你......你看看你这个宫腔环境，还犹豫要不要做......我为了给你们看病六点出门，六点半就到了，你就不能早点出门吗？做都做完了，还歪着头看什么看……”

我真想说，又不是我要求你给我做的，就不能态度好一点嘛，你又没规定我几点手术，我整个流程不也全是按照护士说的在走嘛。但一言不发都忍了。我觉得自己卑微得不要不要的。

但她确实也是有两把刷子，水平不错。网上大多都表示痛感大于取卵手术的，但今天真的不怎么疼，也或许我听着她的数落忘了聚焦身体的感受，所以几乎没什么感觉地就结束了，现场处理了息肉，等着下周出活检报告。

我并不期待她如挪威医生那样的态度，但这也实在有点颠覆认知了，朋友说我在国外呆久了，不能共情国内的医患关系。但我想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这样啊，只能感慨我俩气场不合气场不合啊！

照理术后是要躺着休息半小时才能离开的，但我没什么不舒服，又不想等到下午，于是就自己从床上一跃而起，去了李主任的诊疗室。她交待用药事宜时，我还拿了个小本子记。“为什么你记的都是反的呢？我已经说第三遍了......那随便你呀，可你觉得活检报告要给我看不啦…”李主任的音量越来越高，为什么医生觉得说一遍病人就肯定能记住这些稀奇古怪的药名，为什么医生都自觉认为病人就该理所应当地知道全部注意事项？为什么这个医生喜欢用反问句说话的？可我也纳闷双硕士的自己，面对她怎么连笔记都不会记了呢？

我总想着是朋友介绍，不要太难看，自己是弱势群体，能忍就忍吧，估计她也在朋友这里吐槽我无数。想着尽量不要麻烦或骚扰朋友，所以本来短信就可以问出答案的，我还是折返两次，double check怎么吃药。

目标导向，能解决问题就好！至少现在不疼，进程也推进一步，这就可以了。我以此聊以自慰，但和先生视频时，还是哇啦哇啦激动得不行。我对自己说，千万别做一个像她这样的专业人士。

宫腔镜检查后的第二个月，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移植。李主任一边开单子一边说，这次移植两个，可我只是想要个孩子，并没有准备要双胎啊，“移植两枚是提高着床概率吗？””那肯定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就提高概率了呢？应该只是提高一次移植的概率吧，但这时候，我仿佛是个被线操控的木偶，又像是台出了bug的机器，全然没了主见，所以也没有坚持仍移植一枚。配好药，仿佛回过神来了，三颗胚胎，这次用掉两个，若不成功，我只要再待一个月就可以回挪威和先生继续愉快的二人世界了，这样想来，竟然有些小雀跃。

移植当日，排队B超时，我身后看着年龄比我长一些的女士和我简单闲聊着，似乎为了打发缓慢移动队伍的时间，只听她说“移两个蛮好的呀，能中一个已经很不错了。”她以两促三移的“过来人”身份和我说。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这一回对躺这件事，爸妈没有那么坚持了。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从移植日开始，除了吃药塞药，我每天还要打一针肝素针。一样的，李主任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打肝素，我也没有问。我问嫣，得到的结论是”不是非打不可，你的情况可能只是因为年龄大了。”于是每日的作息是起床后，先去小区里的社区服务中心打针，然后回家吃药塞药再平躺，午饭后午睡，起床后和先生视频，有课的傍晚或晚上会线上上课，晚饭后再吃药塞药平躺......“开奖”后继续这一操作，直到孕八周。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打针，但我对自己下不了手。

我是五月底移植的，根据相关政策，上海自6月1日起将“取卵术”等12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所以我只享受到之后几次B超和用药的医保报销。过程中，出现过两次出血，但都发生在要去医院检查的前一天。虽然我心里是有些紧张和担心的，但并没有慌张到要立即去医院的程度。李主任检查时，也指出出血的部位，但只说“出血的情况很复杂，若没有持续可以暂时不管，但能对你用的所有保胎措施我都已经用了”，所以我打的肝素只是预防和保胎作用咯。

我不禁联想到挪威。当我获悉挪威38岁之前可以免费做试管时，已经过了这个年龄，听闻身边两个朋友在挪威一个免费一个自费都没有成功的经历，我感觉到他们更推崇胚胎自身的优胜劣汰，比如不会对胚胎的质量做后期的干预，更不会未雨绸缪实施一些保胎的措施。而我俩没有选择在挪威做，主要还是对孩子抱着顺其自然的想法，且因为实例少，对挪威的技术并不那么坚信吧。

孕反来得迅速且猛烈，知道自己怀孕的第二周，我就有了孕吐反应。味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自己曾喜欢吃的食物闻都不能闻，对家常菜也“一会儿苦一会儿咸”地挑剔起来，哪怕这些都是爸爸的正常发挥。晨吐最难受，明明胃里什么也没有，但忍不住地一阵阵恶心，强烈时我恨不得把头钻进洗脸盆里，吐出来都是黄色的胆汁，一阵阵泛着酸。一日三餐加水果和点心，基本就是吃完五分钟，我就要抱着口袋开始吐掉个三分之二。

在得知我要做试管时，身边的经历过或未经历过的好朋友都会善意地提醒我，这个过程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很遭罪，但没有一个朋友和我描述过孕期的辛苦。即使前后打了六十多针，经历了一促二移的三次日间手术和半麻的宫腔镜检查，我都觉得还行，没什么不能忍受的，但怀孕的种种强烈不适确实让我有点自我怀疑了。虽然朋友们宽慰我“有反应说明小孩在肚子里长得好”，可我的感受不比未出生的孩子重要嘛！

这时，我才知道，身边有孩子的朋友其实怀孕的过程并非都一帆风顺。有的孕早期不明原因的“正常“流产，有的试管未成功后的自怀，有的一直中药调理备孕和保胎，有的因控制妊娠血糖每日黄瓜番茄果腹，有的因不知已孕却吃了药无奈主动中止妊娠......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因这些共情而心甘情愿地接纳事实。

我吃什么吐什么，胃口还不错，可也因此，每日吐的频次又增加了。吐得天昏地暗时，我会忍不住抱怨，为什么要生孩子呢？“忍忍就过去了，到孕中期就好了。”——可也有人一直吐到生的啊！“每个妈妈都是这样过来的，知道当妈的不容易了吧？”——可是我可以不做母亲的呀！我觉得自己变得很拧巴，一边是这样的难受和质疑，一边又怕肚子里的宝宝听到不开心，所以每次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时，我都会立即给他俩写封信进行解释。同时，我也会为偶尔的孕吐缓解而担心是否宝宝有什么问题......更多的情绪是，我对要做妈妈这件事情很是懊恼，好好过着二人世界，何必受这种苦呢？

长那么大，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难受，而且毫无解药，只能受着。直到某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关于带娃的帖子，莫名就被安慰到了。我在日记里写，“没有一个时刻是真正做好成为母亲的准备的，我正在经历着的这些难熬的日子，或许也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体验。人生，各种滋味都品尝一下，挺好！我相信回眸时，这些日子，会如曾经工作中那些难熬的时刻一样，终会'轻舟已过万重山'，晴晴，加油！”只有自己煲的“鸡汤”，才是有营养的“鸡汤”。那一天起，即便我仍然从早吐到晚，但自己好像找到了应对的方法，心理上的难熬减轻了，生理上的难受也似乎随之缓解了。

那时，我一周上20小时左右的线上课程，除了备课上课改作业外，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看看书、刷刷影视片，但每做一件“事”后，都要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状态如何正常地“朝九晚五”。因为从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发现根本就不能上班的嘛！但实事求是，之前在职场上，面对孕妇下属的产检请假或不舒服要早走或来不了的情况，虽然我总是准假且不忘关照好好休息，但内心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忍忍不就过去了嘛。换作自己，确实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我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苛责呢？为什么就不能正视自己正常的生理和情感需求呢？我想，若不是亲身经历，我可能永远无法做到对孕妇的真正共情。

B超确诊双胎，测到了胎心，除了我自己孕反不适，小朋友们都顽强地步步闯关成功，就这样到了第八周，我算正式从生殖科“毕业”了。不用打针吃吃药塞药，更不用再见李主任了，不由一阵轻松。上海此时也进入了盛夏，持续的高温常常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知是怀孕的缘故，还是好些年没有体验过30度以上的气候，我几乎不能离开空调的环境，这些都不由让我怀念起了挪威。先生此时也期待着重逢。即使医生都无法给出关于能否或何时坐长途飞机是最佳时间的答案，我仍买了孕14周（孕中期）的机票。我相信，冥冥中，上天自有安排，孩子就是一种天意。

孕12周，我在国妇婴做NT产检，这是唐筛的一环。门诊大厅人来人往，匆匆而过，花岗岩地面上各式各样的鞋履交织在一起，候诊大厅即使不允许男士进入，也仍是满满的身影。我对排队早已习以为常，网上的预约也只是保证预约时间所属的时间段里能看诊成功。让我诧异的是，在鼓励二胎的政策环境下，产检竟然不能进医保！

虽然等待的时间不短，但B超和看诊都很快。B超室里通常是一个医生两个孕妇，一个孕妇在检查，一个孕妇在旁做更衣准备。检查完打印报告时，检查完的孕妇从床上起来，等候的孕妇即刻躺下，仿佛流水线操作。即便我有两个小孩，B超也就十来分钟。医生言简意赅，反馈检查结果。NT闯关顺利，根据《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被划分为橙色（较高风险）的我，心里的石头落地。我的小孩，真给力呀！因不在沪生产，且检查结果正常，看诊前后最多三分钟，我就离开了诊室。

七八月是挪威休假高峰，所以确定好八月中旬回挪威后，先生就在网上预约了家庭医生的时间。没想到在预约时间前两天，我突然有了出血症状。经历过孕早期的两次出血，这一回的情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在“北欧办事效率低”的刻板印象下，我不禁有点怀念上海的医疗环境了，至少随时可以看诊吧？当然，我可以去看急诊，但似乎又没有那么紧急到要去占用医疗资源的地步。好在症状当天晚上就消失了。家庭医生问诊后把我转到专科医院，又由于那天的出血情况，她特别备注了“尽快处理”。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专科医院的预约邮件，时间在下周，似乎也不是那么低效嘛。按预约时间前往，那是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诊室，靠窗的办公桌上放着双屏电脑，中间是检查用的病床和仪器，再边上是盥洗台和拉着帘子的简易更衣区，椅子若干。医生先做自我介绍，连线了电话翻译后，仔细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和出血状况，“很高兴听到你说出血的情况不再发生，我认为不用为此担心和焦虑，也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妇科检查，若你想做一下，也是可以的。”医生和颜悦色地继续说，“但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孩子们的情况，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现在给你做一个B超，让你了解下。”“好呀！”正合我意，毕竟距离上一次B超，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

我在床上躺下，斜上方的屏幕和医生操作时的屏幕同步。先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我肚子里小生命的影像。医生边操作边说，“两个孩子都长得很好呢！我有99%的把握可以确定他俩的性别，你们现在想知道吗？”“当然！”“他俩现在一个在上方一个在下方，下面的这个是男孩，这是他的头......上面的这个是女孩，她在和你们挥手呢......”屏幕上出现了规律的曲线，并伴着嗤嗤嗤嗤的声音，“这是心跳声，很有力！”医生解释道。我的心突然被温柔地触动了一下。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和我的小孩有了连结。

记得上一次的怦然心动，还是孕6周做B超检查的时候。李主任把屏幕转向我，指着两个小点说，“他们现在有胎心胎芽了。”我听不到他俩心跳的声音，只见两个微微移动着的小点，心里想，哦，这就是我的小孩呀！

“儿女双全”固然让我开心，尤其在之前各种不那么科学的预测都是两个女孩，且我特别想要一个男孩的情况下，更让我感恩生命的眷顾。B超做了近三刻钟，加上问诊和翻译，我离开医院时已经是一个多小时后了。我和先生议论着两个地方不同的就医和B超体验，三月到现在，第一次，让我觉得自己有被尊重和善待。

我的孕反有了明显改善，果然孕中期人感觉舒服很多，但味蕾依然如旧，我笑称“我的小孩一定不像我，至少吃的东西都不是我喜欢的”。不间断地收到预约产检的通知，一般每两周去一次专科医院B超，每两周去见一次家庭医生或助产士，前者针对孩子，后者虽然也会监听孩子们的胎心，但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我。似乎显得有些频繁的检查，想必也是和高风险产妇的划分有关，但挪威医生至始至终，都没有强调这一点，每次总是笑意盈盈，关注我身体本身的情况，末了，还总要亲切地问一句是否有什么问题。随着孕晚期的临近，家庭医生先后开出了50%、70%和100%的病假，还提示我们可以到休息室选取一些婴儿的二手衣物等。

记忆深刻的两次检查，一次是唐氏筛查，产检通知上特别提示建议提前观看视频并附上链接。检查当日，医生详细解释了这项检查是什么，做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同样的全程有电话翻译，待我俩都表示理解了，再问我们是否要做这项检查，签字确认后开了检查的单子。若干天后，收到检查报告，医生问诊时指出报告显示低风险值，有的高龄产妇也会选择再做一个准确率更高的羊水穿刺，并解释了羊水穿刺的概念和风险，她认为综合我的情况，不需要再做这个检查，但也是尊重我俩的意见。

一次是B超时发现男孩的血管似乎多了一根，但因为太小看不清楚，让我们到另一家大医院请专家再做检查，由医院负责预约。收到的这封产检通知上，特别标注了若医院离住址超过100km，如何申请车费补贴，若病患因身体原因无法自行前往，也可以申请派救护车或飞机等。这家医院位于挪威第二大城市，离我家约三个半小时车程，近190km，有大巴直达，除了车次有点少，但还算方便，只是未料到，我们前后去了五次。

前三次是因为男孩的血管问题，一方面因小而看不清，一方面是挪威法律对中止妊娠的周数有规定，医生希望能在这个周数到来前给我们一个相对明确的检查结果，但当时，我和先生已经决定无论检查结果如何，这个小孩我们肯定是要的。因为我俩潜意识里觉得小孩是菩萨给的礼物，健康肯定没有问题，除此也是对挪威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支持体系有信心。后两次是因为小孩长得有点慢，虽然医生也说东西方身型本有差异，这个参照系是挪威的孩子。果然最后的结果是有惊无险，皆大欢喜。

在明确得到医生关于出游坐飞机的建议后，我俩在我孕二十周的时候，飞去巴黎呆了几日，好像是要抓住最后二人世界的尾巴，也为有了小孩后，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随心所欲的旅游提前积攒能量。那几天我俩重温了之前去过的喜欢的餐厅，听了交响乐，参观了新的博物馆......甜甜蜜蜜，一如我们之前每一次的honeymoon，果然如医生说的，孕妇的好心情对孕育新生命很重要，而我那几天，似乎胃口也特别好，关键是味蕾恢复了正常。

到了孕晚期，我的肚子明显大了许多，站着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双脚了，走路也有点像企鹅，晚上起夜频繁了，还需要先生边上辅助一把才能起身，孕吐偶尔会发生，但我并没有孕初期时的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身体的浮肿也是到临产前十天左右才有感觉，一直担心的妊娠血糖和不愿看到的妊娠纹也没有找上门来......总之，并不算怀得辛苦。

我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只觉得神奇，后来胎动频繁了，尤其是他俩此起彼伏地在肚子里一阵猛踹时，我也会隔空对小朋友说说话，但给他俩听音乐、讲故事这些“胎教”一概没有做。在我俩看来，总觉得离2月中旬的预产期还早，虽然双胎大概率会提前到来，可正因为会提前到来，我们更想抓紧二人世界的每分每秒，于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情享受着生活。我想只有快乐的妈妈，才会有快乐的小孩，自己在最大程度上对维持原有生活状态的坚持，都让我感到快乐。

父母在上海研究着要给小朋友们买些什么带来，我俩则心大到直到十二月底乘着黑五活动，才刚在网上给小朋友们买了第一件必需品——推车。我也没有像大多数的准妈妈那样，做品牌调研，例举需要的东西，即使刚生了宝宝的好朋友发来她做的“功课”供我参考时，我也就瞄了一眼。看到好多名词我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更不想研究，便随手转发给了妈妈。总觉得心里“做自己”和“为人母”在不自觉地抗争，虽然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在拧巴什么。一边做不到为了小孩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做各种准备，一边又情不自禁会摸着自己的肚子对他俩喃喃自语。我好像更愿意在“卸货”deadline之前，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单纯地扮演着妻子、女儿、媳妇的角色。

一月上旬产检时，医生说“下周剖”，因为小朋友们长势变慢了，继续在肚子里意义不大。这比十二月产检时的预估时间提前了八天。于是从医院出来，我俩立即去实体店下单了小朋友的床和安全座椅。住院前四天，先生给小朋友安装好了汽车的安全座椅，住院前两天，先生给小朋友们安装好了床，而推车暂时用不上，仍原封不动地放在储藏室里。小朋友的衣服因不知道确切的尺寸，加之医院会提供和已有的那些二手衣，所以临住院前一件都没有买。不晓得这样一份“笃定”是对即将为人父母的“抗拒”，还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自信，总之，我俩就这样“被推着”走到了1月22日剖腹手术的这一天。

我俩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五分钟到医院，在等候区等待时，我忍不住想上洗手间，去好回来，我俩更衣完毕，我又想去洗手间了。护士带我俩到准备室，我被打了滞留针，输着液，主任医生、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和助产士先后来和我俩打招呼，然后主任医生和麻醉医生分别进行术前谈话，介绍整个手术和麻醉过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有一句话让我感觉周到和贴心，医生说“到了手术室，你们会看到大概有十几个医生护士在，这不是说你的情况有多复杂，而是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司其职，有一个是专门看着你先生的，防止他晕血。”

进了手术室，我先麻醉，意识清醒，不恶心，但是想吐。一个医生握着我的手，时不时地把脉。一个医生扶着我的脑袋，时不时替换盛放我呕吐物的纸盒，替我擦嘴。不一会儿，“哇——”哭声不那么响亮嘛，我还没来得及觉察，男孩儿就被抱到眼前，白乎乎的，没我想象中婴儿的褶皱。一分钟后，我的女孩儿出生，嗯嗯，不难看，挺好的。“你想现在抚摸他们吗？”我摇摇头。先生跟助产士带着小孩离开了，我则继续进行缝合，一点不痛，没多久，我就被推到了留观室，插上了氧气。

医生问：“你现在想看看你的孩子吗？”“不想。”我迷糊地睡了一会儿，“你现在想看看你的孩子吗？”“不想。”先生进来，和我说了小孩们的情况，我俩又和爸妈视了频。我让先生去吃午饭，我则继续躺着，这就成为妈妈了？心里的角色认同还没有跟上。

几小时后，我被推到五楼的单人病房。护士简单介绍了下房间的布局，靠窗的柜子拉下来是晚上先生睡觉的床，电视正对床头，扫边上的二维码，可以看到每日的菜单和相关注意事项，比如只有丈夫和直系子女才可以进入病房，其他人若要来探望，可以到四楼中庭的咖啡吧等，洗手间外的柜子，拉下来就是婴儿护理台。

“你现在想看看你的孩子吗？”护士进来问。

“不想。但我想喝水和吃饭。”昨晚10点就开始禁食的我，此时正饿得前胸贴后背。

“面包和蔬菜汤，可以吗？果汁要什么味道呢？”

十分钟后，一碗白乎乎的芦笋奶油汤、一片面包、一块黄油、一杯苹果汁、一杯水和刀叉端到我面前。

“不好意思，没有冰块。”护士抱歉地说。

“没有关系，谢谢。”

“有任何需要，拉床边上的这根红线就好。”说完，她离开了病房。

我顾不上拿汤勺，直接捧起汤碗，可刚喝了一口，立即又吐了，因够不到呕吐袋和纸巾，直接吐在了汤里。我拉了铃，护士随后进来，我很抱歉地说明情况。“没关系，我再给你拿一份新的，你还想吃吗？”点点头，另一个护士随即进来帮我换了衣服，刚才的护士把新的午餐端到我面前，“如果吃完，你想看看你的小孩，记得拉铃，我推你过去。”我的男孩儿肺里还有少量的羊水，所以在同层楼儿科医生的办公室进行着监测。“嗯嗯，好，我等先生回来再去吧。”我好像并没有那么迫切的愿望想见到我的小孩，但多次拒绝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怎么有我这样的妈妈！

再次见到我的小孩已经过了六个多小时了，我躺在床上被推到儿科办公室，他俩在同一个透明小篮子里，安静地并排睡着。怎么变黑了呢？那么小的两只，“你要抱抱他们吗？”医生问，“好的”，于是，他俩一左一后，贴在我的胸口。软软的，暖暖的。我和上海的爸妈、哥哥视频，他们也兴奋欢喜得不得了，不断说着：“长得很好啊，太可爱了......”我摸摸他俩——呀！这就是我的小孩了呀！

我在医院前后住了七个晚上，本来第六天就可以出院，但因为第七天晚上我爸妈到，先生要飞去奥斯陆接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不定两个小孩，和医生说明情况后，被准许延迟到第八天出院。住院期间医生、护士和助产士随叫随到，分别给我和小孩做各种检查，还教会我俩如何换尿布、量体温、喂奶......于是新手爸妈现学现实践，没几天也就有模有样了呢！为了copy病房的环境，先生在出院前又给他俩添置了一个油汀来调高卧室温度，买了两条小被子。出院当天，他俩穿着医院的衣服，戴着羊毛帽，裹着羊毛毯，和我们一起回家。正逢春节第一天，真好。

从检查到剖腹产到单人病房，我俩未支付一分钱，其中到卑尔根检查的车费补贴直接打进了银行卡，申请时也只需提交预约时间通知即可。我也因此，享受到了高税收带来的高福利。

到家第二天，儿科医生家访，给小朋友们测量体重，询问我的伤口情况和情绪状态，解答我俩在照顾时遇到的问题，给出专业建议等。家访每周一次，持续六周，六周之后，我俩定期带小朋友去医院或相关机构做检查。

虽然我无比羡慕国内的月子中心，但社会支持让我和先生也能胜任这一新角色。选择80%工资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100%工资，产假周数相应减少），我俩一共有84周产假，其中我和先生双方各有19周的强制产假，剩余的可自由分配，而小朋友们11个月就可以送进幼儿园。

因为我爸妈的支持，所以先生继续上班，我先休产假。我的小孩都还挺乖，吃了睡睡了吃，白天爸爸负责一日三餐，妈妈给我搭把手，晚上我和先生合力，一人冲奶粉一人换尿布，每人各管一个娃喂奶，一般每天也就起夜两次，其余时间我总是被叫唤去躺着去休息，可我自觉精力旺盛啊！爸妈拗不过我，几次三番后，也就作罢。

妈妈无奈地说，“你这个月子算是作废了，既不好好吃，又不好好睡。”

“孩子生出来的第一周，你们也看到了医院的餐食，我这些冷的都吃了，要废早就废了呀，且第三天护士就帮我洗澡了......”我用事实反驳着。

“父母会害你吗？中国人的体质和外国人能一样吗？你不要到老了，各种疼痛自己后悔......”

我想，我唯一听他俩话的，可能就是没有洗头吧。可我也有好好吃，至少现在吃的都是爸爸亲自做的热菜热饭，每天下午还有红枣水铺蛋的加餐，也没有碰凉水。但出门是有的，先生每周会和我短暂地“溜”出去一次，乘爸妈还在的三个月，我俩都想尽可能多一些两人相处的时光。

转眼，小朋友们已经满月了，从刚出生时的四斤多各自长到了六斤多。亲历亲为中，他俩被医生评价长得不错时，我还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偶尔盯着他俩看，也觉得很是可爱。但比照我爸妈，我始终觉得我和先生在感情上的投入度不够。开心嘛也是开心的，但对比二人世界时，似乎幸福度要略低一点。可同时，我俩带娃的“规定”动作也做得不错，当然我爸妈口中要每天洗澡，最好能游泳等国内月子中心的“选择”动作，我俩也是嗤之以鼻的。先生和我理念一致——“既然生在挪威，就按挪威的一套来”，于是带娃这件事在我俩的主导下，就自然而然多了几分松弛，但我俩也不尽然都是“满不在乎”，几乎每天都写日志记录他俩的成长，在孕期也读了几本育儿书，所以并非不负责任或迥然不爱。

我的好朋友说：“小孩就像天上的星星，他们的出现会改变你俩的人生轨迹，两个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喜欢小孩的人，却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拥有了两个小孩，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想，或许我俩只是后知后觉，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俩朝夕相处，我俩和小孩儿之间才会有真正的沟通和联结吧。所以，无论喜欢的浓度有多少，生下他们是我俩共同的决定，想到四口之家因彼此的存在，生命体验得以叠加，我就很是期待。

写作手记

这一次，我发现写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过程中的回望，有我对过去的判断和对生命的感受，成文后让我觉察到——原来自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这一次，写作技法上的提高，是我找到了“自己写得爽”和“带有读者意识去写”之间的平衡。

我会一直写下去，也希望自己能在“短故事”的指导和陪伴下，越写越好❤️

本故事由短故事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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