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的青少年患者比例已经悄然突破警戒线。
这些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孩子，暴露的是如今文明体系下的集体创伤，他们正在成为牺牲品。
等你真的看见孩子，你才知道今天的孩子有多难。
一、被安排的人生，缺失的自主权
现代社会的要求无形中把孩子切割成标准的零部件，随处都是重要的“起跑线”。
既有胎教早教课程，也有竞赛艺术考级，学校里的规训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表的调教下越来越精密，孩子就在这种桎梏的环境中艰难长大。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在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三个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了人们的内在动机和心理健康。
但现在被过度安排的生活模式会削弱自我控制感，今天的孩子是最缺乏自我控制感的一群人；
他们为了获得外界的认可频繁让渡自我选择权，被严格的步骤所束缚，内驱力持续被压抑导致疲惫空虚，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当所有事情都是被他人安排着去进行，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抓住全神贯注于活动本身带来的愉悦心流体验。
任务的不定时切换分散了注意力，浅尝辄止无法带来享受，他们是被推着往前走的，忙碌并不等于充实。
二、深度连接的缺失与存在性焦虑
而他们不约而同逃往的地方是手机虚拟世界，把电子产品当做精神食粮，失去真实的自我表达，如同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写的那样：
人们堆积着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
浅层的互动无法满足深度联结的需求，反而加剧了同质化和内心的孤立。
沉迷社交媒体的点赞和短视频平台的滤镜包装会让孩子逐渐丧失自我整合的能力。
实现不了自我成长的和谐统一，加重了青春期的“存在性焦虑”——个体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感受到低估或忽视时所产生的痛苦和不安。
孩子接收到的内容也会加剧他们的对比心理。
“社会比较理论”说明：个人倾向于通过与相似的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估。
过度比较会衍生焦虑，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比别人更有优势的基础上时，容易遭受挫折和感到迷失，忽视了自己的真正需求和目标。
并且孩子尝试把这些想法与父母沟通时，代际间的理解差距拉大了彼此的距离。
父母可能还在用过去的那一套生存经验代入今天孩子的境地；
认为他们“想太多”、“玩手机玩得”、“我是为你好”，将孩子的痛苦简单定义为“闲出来的”。
三、亲子关系与精神危机的恶性循环
被忽视创伤是指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所遭遇的各种身体或情感上的忽视、虐待等创伤经历，父母很少真正“看见”孩子。
许多人认为“忽视”只是不够关心，而非真正的伤害，甚至反过来责备受害者“敏感”。
但忽视本身就是一种不作为，伤害更隐蔽，对心理发展的恶性影响是深远的。
不同代人在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而因为社会变革剧烈。
现在孩子的成长和内心与以前相比又变化甚大，如果代际成员之间没有建立起身份认同，会直接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矛盾冲突。
父母就变成了孩子新的压力来源，亲手摧毁了亲子信任纽带，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
这些形形色色的痛苦累加起来，是对存在价值最直接的打击，孩子过早面对被社会环境物化的意义，又还没稳固起自己的核心。
缺乏前行的指导，身边人还在投射焦虑或者在情感忽视，孩子产生类似“人格解离”的精神障碍被送去精神病院就不奇怪了。
人格解离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涉及个体在面对极端压力或创伤时；
无法整合意识、记忆、身份和环境感知，导致与现实或自我体验的脱节。
出现精神疾病症状是孩子最后的警报，当大部分发声都不被重视时，只能用生病这种极端方式来说明环境出现了问题，自己需要被看到和救赎。
精神危机不会因为忽视而消失，它最终总会找到它的表达方式，但走到用疾病来表达需求的地步也真的说明走投无路。
越早蹲下来平视孩子，越能看见他们，就越少的青少年被送到精神病院。
